卡斯特罗：好在我是地主的儿子

2005年，卡斯特罗在古巴领导百万人参加的反美游行

2016年11月26日，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卡斯特罗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政治人物。本期短史记，对卡斯特罗主要的人生轨迹作了回顾。从这些陌生的史实中，其实也不难发现熟悉的脉络。

出身于“相当有权有势的家庭”，庆幸自己“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

据卡斯特罗自述，他的父亲“是非常贫困的农民的儿子”，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大约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某位富人弟子为了避免服兵役，给了他一笔钱，让我父亲顶替他服兵役”。然后作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1898年战争结束后一度被遣返西班牙，次年又回到古巴，在“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又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积累了财产”，最后拥有“总共不少于11000公顷”的土地。故此，卡斯特罗承认自己“确实已不是属于‘相对’有钱有势的家庭，而是属于相当有钱有势的家庭。”

192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有学者如此描述他童年时代的生活：“钓鱼、打猎，猎狗前驰后拥，家里的气氛显然是粗犷的”；并认为“卡斯特罗之所以对立宪制度、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一种正式手续都缺乏兴趣，也许可以溯源到他父亲对无论财产或私人关系方面任何法律形式所抱的敌视态度”。不过，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卡斯特罗的父亲及其“所在的圣地亚哥学校的西班牙老师”，都是佛朗哥的支持者。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能够阻止卡斯特罗的政治立场左倾——虽然卡斯特罗不承认自己“造父亲的反”，只承认自己“反的是权威”。对自己日后的左翼政治立场，卡斯特罗认为，与自己“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有很大关系。“地主的儿子”能够接触到很多的穷人，“地主的孙子”则不然。

小时候的卡斯特罗

大学时间全用在了政治活动上，游走于各种政治团体，卷入多起暴力事件

1945年二战结束时，卡斯特罗中学毕业，随后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律学院学习。对读法律这件事，卡斯特罗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读法律。我不知道。……因为我有同人争辩和讨论的习惯，我相信我有资格做律师。”大学期间，卡斯特罗不听课，惟考试临头才翻开书本，时间都被用在了政治活动上。进入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他已经“至少同两个左右大学政治活动并威胁国家事务的革命组织取得了联系”。卡斯特罗自己的说法是：“我的直爽性格使我很快同社会环境——贪污腐败的当局以及为帮会把持的支配大学的制度——发生了冲突。”

有说法认为，哈瓦那学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些枪击事件，乃是卡斯特罗干的。1947年，他还参加了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遂的入侵”，失败后带着机关枪逃回了父亲的农场。1948年，国家体育部长、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马诺洛·卡斯特罗被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受到指控（卡斯特罗自己辩解称没有参与行动，只是出席了决策暗杀行动的会议）。同年，卡斯特罗还卷入了耸人听闻的“波哥大事件”之中——当时，第九届泛美联盟会议也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卡斯特罗和其他古巴学生前往抗议并散发传单。随后，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在街头被杀，引发城市暴动，3000余人被杀。事后，卡斯特罗被指为“派来组织暴动的共产党特务”——事实上，他并不是、也尚无能力成为事件的主使者。

1950年，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后来如此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涯：“在我取得学位时，我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文盲。”他的一些大学同学，则认为他当时是“一个毫无原则、热衷权势的人，他觉得哪一个团体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就同那一个团体共祸福。”类似“热衷权势”这样的评价未免苛刻，但卡斯特罗游走于各种政治团体立场多变，确属事实。

切·格瓦拉（左）和卡斯特罗兄弟在一起

1959年，推翻了“邪恶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执掌的古巴政府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组织160余人，策划了著名的“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企图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结果以失败收场。卡斯特罗被捕，被判处15年监禁。受审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巴蒂斯塔政权治下的古巴，人口近700万，人均国民收入及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均在拉美国家中排名前三。但经济结构（蔗糖业独大）的缺陷，导致全国有30%的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或失业）状态（甘蔗有收获期和加工期）；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正越来越大。首都哈瓦那聚集了全国1/6的人口，半数拥有医学学位的医生在哈瓦那执业，城市文盲率只有12%，农村则高达42%。

在卡斯特罗笔下，巴蒂斯塔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但巴蒂斯塔也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他出身于中层军官，“1933年革命”后掌控了古巴政局，并意识到单凭军队不能稳固统治，而致力于建立民主制度，主持制定了古巴《1940年宪法》。在依据宪法举行的1944年选举中，巴蒂斯塔认可的继任者落选，曾引发政治恐慌，担忧此次选举结果会被武力推翻。但巴蒂斯塔和平移交了权力，并出国定居于佛罗里达。这使其声望达到了一个巅峰。1948年巴蒂斯塔重返古巴，进入参议院，并创立政党，欲参与竞选下任总统。1952年，在民意测验显示其胜选无望后，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宣布暂时中止自己一手制定的宪法。这使其之前积累的声望受到了巨大损害。卡斯特罗的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即以此指责巴蒂斯塔。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巴蒂斯塔政变后，古巴国内猖獗的政治帮会活动及贪污受贿情形确实有所收敛，劳资关系和外汇形势也都有所好转，政治谋杀也变少了。

1954年是巴蒂斯塔确定的大选年。他曾保证，大选后将逐步恢复暂时中止的旧宪法，全部宪法将于新总统就职后生效。为对外展示新政府的开明气象，1955年，卡斯特罗被特赦。被驱逐的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继续策划武装革命。1956年，卡斯特罗回到古巴，在山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1959年，他率军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

1959年，卡斯特罗访问美国，在纽约受到追捧

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并不是游击战术的胜利，甚至战争也不是主要的成功因素

卡斯特罗的成功，与巴蒂斯塔未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开展“反游击战”有极大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曾采取封锁道路、将分散居民一律迁入与军队营地互相呼应的居民区，对被迁入居民拨给房屋和安家费，进行粮食登记控制，按人口分配。以及相配套的大赦令、投诚者奖金及再就业计划等。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到1957年仍只有不到300名武装人员，到1958年底也至多只有3000人，且大多数没有武器），从未达到过马来亚陈平领导的游击队的规模（最多达15000余人）；巴蒂斯塔的军队数量（约3万余人）则远比英国在马来亚的军队要多（约15000人）。当然，并不是巴蒂斯塔不愿意这么做，只不过他所掌控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内部派系和腐败风气，很难胜任这种战术。1958年5月政府军针对山区起义军的“夏季攻势”即以失败告终。

卡斯特罗的访谈录《我的生活》

卡斯特罗与美国新闻媒体建立起了联系，也使得巴蒂斯塔政府在舆论问题上疲于奔命。本主张走合法斗争（比如罢工）路线的古巴共产党，其生存环境也因山区起义军的行动而日趋恶化，最终于1958年选择支持卡斯特罗。同年，因青年教徒前往参加起义军而被警察杀害，古巴天主教会也正式公开谴责巴蒂斯塔政府，建议成立“协调委员会”组织联合政府。美国也对巴蒂斯塔政府实施了武器禁运，原本存放在纽约码头的1950支加伦枪被暂停装运。

巴蒂斯塔的失败，并非大规模战争的结果。事实上，古巴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几场战斗，如圣克拉腊之战，格瓦拉的军队只有6名战士阵亡；政府军的夏季攻势，也只导致约40名起义军士兵牺牲。而在抵抗卡斯特罗起义军的战争中，巴蒂斯塔方面的伤亡人数也不会超过300人。卡斯特罗的成功，并非游击战的成功。相反，政治运作占有更高的比重。夺取政权后，格瓦拉对此有极形象的描述：“那时，对我们来说，一个外国记者（最好是一个美国记者）的到来，比一次军事胜利还更重要。”政府军的溃败、倒戈与投诚，正是这些政治运作的产物。

统治古巴五十余年，政治上一开始左右摇摆，后彻底倒向苏联

整个1959年的春天，古巴的群众集会上随处可见“谢谢菲德尔”的标语牌。美国政府则在讨论如何“加强古巴的温和派”，以促使卡斯特罗“摆脱他同极端派的关系”（当时古巴存在三股势力：卡斯特罗的起义军、古巴共产党、自由主义者）。这年4月，卡斯特罗访美，致力于强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这种表态应该说是可信的，毕竟古巴共产党曾长期批评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披露：“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向哈瓦那进军时，我们并不知晓其政权遵循的政治立场，此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卡斯特罗。”格瓦拉也说过，在他看来，1959年之前的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1959年5月份，卡斯特罗甚至曾在古巴发表电视讲话，称“极端主义分子在古巴革命中是没有地位的”，讲话引起了古巴共产党执委会的震惊。中情局也一度认为“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古巴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把他看作一个共产党员……”。

卡斯特罗在美、苏之间的左右摇摆，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究其原因：一者，古巴国内素有反美传统（很多人不满古巴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卡斯特罗须争取这种舆论的支持；其次，古巴自由主义者向美国争取对古巴的援助，远不如古巴共产党向苏联的争取有效；其三，美国此前在亚洲阻击共产主义扩张的失败经验，使其很难信任卡斯特罗的“中间派”立场。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中情局关于装备和训练古巴流亡分子的建议。1961年4月，发生了中情局支持下的“吉隆滩登陆”事件。1962年2月，美国对古巴宣布贸易禁令，古巴则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4月，赫鲁晓夫提议在古巴部署导弹，得到卡斯特罗的同意。7月，“阿纳德尔行动计划”正式开始。10月，肯尼迪总统下令美国海军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检查包括苏联船只在内的所有开往古巴的船只。“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此事最终以苏联方面的退让（拆除导弹）告终。这一退让决策，苏联并未征求古巴意见，故卡斯特罗极为不满，曾致信赫鲁晓夫大发牢骚：“我无法相信，您的决定是与我们商量过的。”

不过，古巴倒向苏联，已是既成事实。1963、1964、1972年，卡斯特罗三次访苏。苏联成为古巴最主要的外贸国。导弹危机之前，苏联在古巴有军队约1万人，以及4.2万非战斗人员。据中情局估计，至1963年10月，古巴有苏联专家约5000人。1979年又在古巴部署了一支2600-3000人的战斗旅。1960年至1980年带中期，苏联运往古巴的军火总计价值25亿美元。至戈尔巴乔夫上台，主张结束冷战的对抗，开始消减对古巴的援助。这种做法，被卡斯特罗批评为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卡斯特罗和弟弟劳尔在一起

经济上，70年代的糖业“一千万吨”目标破产，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曾一再反复

经济方面。在夺取政权之初，格瓦纳曾宣称古巴要实现工业化，在钢铁方面自给自足。但这个目标自1965年之后，即被无限期推迟了。糖业方面，卡斯特罗曾提出要在1970年实现达到一千万吨这个目标，但也没有达成，1969年的收成只有450万吨。至于1970年的最终数据（900万吨），很多其实榨自1969年刻意剩余和1971年刻意提前收割的甘蔗——即便以1000万吨计，1970年人均蔗糖产量，也尚不如1925年。尽管卡斯特罗曾在70年代开展“反官僚主义”运动，但并不足以解决经济体制（古巴农业三分之二是国营性质）带来的问题。

不过，相对于总量上的挫败，分配上则趋于均等。在严格的配给制度下，虽然古巴人1964年所获取的“脂肪、油、大米、豆类、糖和牛肉的数量同我们（捷克）在世界大战最后几年中所得到的不相上下”，但“死于营养不良的却寥寥无几，在乡村，……极穷苦的农民一定比革命前吃得好些，也正规些。”

80年代，古巴开始允许农民设立自由市场，以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允许外资进入古巴开办企业；工资制度理念更改为按劳分配……经济一度有所复苏。但贪腐问题也随之恶化，卡斯特罗虽于80年代后期发起“纠偏运动”，也无济于事。“纠偏运动”中，政策大幅倒退：取消了农民自由市场，禁止私人行医及出售手工艺品；禁止私人自由买卖房屋；……。经济也随之再度陷入泥潭。1991年苏联解体，对古巴打击沉重。卡斯特罗再次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合资企业的存在；允许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允许国营农场转为合作社性质、开放自由农贸市场、工业手工业市场。从1994年起，古巴经济再次复苏。这一改革路径，一直被古巴延续至今。

古巴的一家个体美容店

退休后仍关注政治，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卡斯特罗留给古巴的最后遗产

2008年，卡斯特罗公开宣布辞职，表示将“作为一名战士在思想领域战斗”。退休后，卡斯特罗发表了很多评论时事的专栏文章。若专栏停更，则流言四起――卡斯特罗死了。2012年10月，他发表《卡斯特罗将死》一文回应：“死？我都不记得上次头疼是什么时候了”。稍后，卡斯特罗宣布停止专栏写作。

写文章之外，卡斯特罗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不时接见到访古巴的中国、委内瑞拉、越南、巴西、厄瓜多尔等国领导人，其中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往来密切。查韦斯去世时，卡斯特罗极为悲痛，撰文称他是“古巴人民历史上最好的朋友”。卡斯特罗也在尽力修复和西方的关系。2015年1月，卡斯特罗表示，尽管他不信任美国的政策，也未曾与美国展开交流，但支持按照国际惯例和原则协商处理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同年7月，古巴和美国恢复了中断54年的外交关系。这或许是卡斯特罗留给古巴的最后遗产，预示着一个开放的未来。

2014年，普京到访古巴，和卡斯特罗会面

参考资料

（意）安格鲁·特兰托（Angelo Trento）/著、杨晓霞/译，《卡斯特罗与古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英）休·托马斯/著、斯禾/译，《卡斯特罗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D.H.菲格雷多等，《加勒比海地区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张金霞/编，《古巴模式的理论探索：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观》，人民出版社，2012。（古）卡斯特罗/口述、（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访问，《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蔡同昌、江振鹏，《苏联（俄罗斯）与古巴关系的演进》，《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