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否认“黑社会”的革命功勋?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短史记将推出系列专题,廓清笼罩在孙身上的种种迷雾。 …[详细]
“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陈少白、尤列都曾加入会党。“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陈少白、尤列都曾加入会党。

时下,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为了洗白自己,对会党“忘恩负义”,“不赞成(在民国史中)肯定黑社会的帮助”,还罔顾史实说“黑社会”与共和革命的关系其实很浅。①

揆诸史料,这种指责虽流传甚广,却并不成立。

因会党认同“反满”之说,故在早期曾被革命党人引为同盟

所谓“会党”,即“洪门”等清朝民间的秘密团体,既是“江湖帮会”,也是黑社会组织。其成员以游民为主。在清朝前期,主要是无业者、佣工、小贩、乞丐,以及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等;近代以来,除以上人员外,会党中还出现了大量破产的运输工人、水手,和被遣散的兵勇等。这些人大都脱离宗族、生活贫困,通过组织秘密团体,一方面能实现彼此互助,另一方面也能结伙从事诈骗、抢劫等违法活动。②

李敖著《孙中山研究》,其中对孙非议颇多李敖著《孙中山研究》,其中对孙非议颇多

会党数量众多,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的史料中,有名目的会党即有215个,其中以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等最为重要。这些会党大都秘密流传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同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大体一致。孙中山曾回忆,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为发动起义,依赖“排满”这一共同口号,孙中山曾有意识地联络会党。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好友郑士良、尤列,即是三合会头目。后来香港兴中会总会留下相关信息的49名会员中,有14人来自会党。1899年11月,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在香港联合成立“兴汉会”,由孙中山任“总龙头”,名目中也带有会党色彩。其后,孙中山、黄兴、谢缵泰等多次策动三合会、哥老会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其“牺牲者皆为洪门中人”;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主要依靠的也是会党力量。③

武昌起义前后,会党的活动,也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 年9月,四川哥老会首领王天杰和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宣布荣县独立;10月,同盟会会员张文光在云南哥老会协助下,在腾越建立“滇第一军都督府”;11月,哥老会首领曾省斋在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被推为正都督。

会党自由散漫、为非作歹,最终同革命党分道扬镳

以上会党力量对革命的帮助,不必否认。但会党中人“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难以改造,“只能望之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是事实。如湖北革命党人之切身体会:“会党散漫,无纪律,不受约束。如湖南潘平界(鼎新)领导下的焦逸仙,京山刘英领导下的龚世英、刘伯旗,兴国、大冶黄申芗领导下的柯玉山等,都是行动自由,先后泄漏机密,致使湘、鄂两省共谋起事之计划,不能达到目的”。④因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1908年前后,开始将动员重点从会党转向了新军。

会党在起义过程中往往纪律极差,也使民众对革命军产生了不良印象。如1908年,黄兴在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参与其事的会党首领梁少廷、梁瑞阳彼此“不睦”,且“不受约束”;梁瑞阳“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以往欢迎革命军的地方,这一次“则多不许留宿”,因为乡人知道梁少廷、梁瑞阳“皆曾杀人越货”。曾参加河口起义的会党首领关仁甫等人,流亡新加坡后,在那里“日以行劫为事,致累及他之无辜同志二十一人”,以至孙中山说,“自彼等到星(新加坡),吾党前程几为之累”。⑤

辛亥革命后,会党人员缺少共和思想,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本质更加暴露。哥老会出身的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于是“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四川哥老会组织在革命后,全部从地下转向地上,以功臣自居,“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蝴蝶花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陕西光复后,哥老会遍设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社会秩序大乱。⑥

时人曾有评论称:“自各省军兴以来,共和党人欲收速效,于运动军队外,则以运动会党为目的,其策略虽获售,然向日赖以成事者, 今则亦因之败事。如赣、如蜀、如黔, 皆成会党势力范围”。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制止,“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复行现于今”。⑦会党横行若此,各省革命军政府遂下令限制其活动,双方关系宣告破裂。

哥老会忠义堂复原哥老会忠义堂复原

孙中山无意抹杀会党贡献,只是不想将其与革命党列在同一脉络

由以上所列史实可知,会党在晚清革命过程中,有功有过。功劳主要表现在革命的起步时期;而革命能最终成功,则得益于革命党人对新军的策动。指责孙中山对会党忘恩负义者,往往称“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如李敖),显然无视实情,夸大了会党的作用。相较之下,大陆学者林增平的说法更为公允,在他看来,1911年革命成功“是策动大部分省区的新军反戈发难,并得到会党的协助而实现的……一九〇八年前革命派借助会党轮番起义,确曾鼓荡起一次一次的反清浪潮。但如果他们不将活动重点转向策反新军,那就不可能获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所以,对清王朝最后一击时,主力是反戈的新军,而不是会党”。⑧

即便如此,孙中山也无意抹杀会党的作用。比如,孙虽然不同意蔡元培、张相文将《国史前编》中的“革命缘起”一章上溯至清代的秘密会党,但仍主张另编为秘密会党史——“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简言之,孙中山不否认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但同时也不承认革命党的源头乃是会党。某些学者、文化人在引用孙中山此信时,往往断章取义,将其当成了孙中山抹煞会党革命功勋的证据,实在可叹。

孙中山的主张,其实非常合理。会党虽然和革命党在推翻满清一事上目的一致,但会党并没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会党为之奋斗的只是民族革命,而非共和革命。因此,会党与革命党是两条不同的历史脉络,革命党之源头不必上溯至会党,会党的缘起流变也不必与革命党混同,而可记录在单行的秘密会党史中。这种主张并非“抹杀会党对革命的贡献”。再者,很多革命党人本身即是会党中人,孙中山自己亦曾列名洪门,这些事实革命党人也都未曾回避。如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即专设有《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一章。由此可见,时下流行的所谓孙中山“否定会党革命功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

注释

①如李敖《孙中山<国父遗教>不可不读也!——竹联帮必读》一文,引用孙中山和蔡元培、张相文讨论会党与革命关系的4封电报,得出结论,指孙中山对会党忘恩负义,意在提醒竹联帮的陈启礼,警惕国民党“利用黑社会,然后踢掉黑社会”的“章法”。见《李敖大全集7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57—60页;②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13、14页;③丁孝智、张根福:《对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二重作用的历史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④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洪湖文史 第7辑》,第26页;⑤邵雍等著:《中国近代土匪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⑥⑦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学刊》2007年第2期;⑧林增平:《会党与辛亥革命》,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 ,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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