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奥运会期间，柏林华侨欢迎中国代表团早在1896年，第1届奥运会在雅典筹备时，国际奥委会即曾邀请中国派选手参赛，但当时的清政府未予理会。此后，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府无暇顾及体育事业。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才派宋如海为观礼员，前往阿姆斯特丹，考察第9届奥运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属民间组织）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目的是击破日本的侵华阴谋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前，中国国内局势发生剧变，国民政府遂以“时间仓促、准备不及”为由，宣布不参加当年的奥运会。①体协只好遵循上一届的先例，让主任干事沈嗣良前往洛杉矶观礼。沈嗣良后来向记者解释，“吾国此次所以无选手参加大会者，原因有三：（一）运动程度幼稚；（二）国难方殷，内乱频仍，运动员未得充分之训练；（三）经济困难（按：选手一名费用，约须美金一千元，美金一元合国币五元）。”②
谁知此时，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竟在日本支持下，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参加第10届奥运会，并一度获得许可。“满洲国”宣布，将派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参赛。日本此举意在打造“满洲国”为“独立国家”的形象，因此消息传出后，中国各界为之哗然。对于日本的宣传，正在北平的刘长春立刻发表声明，称自己“受祖国深恩，曾一度代表祖国加入远东运动大会，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③于希渭身在大连，因日本阻挠，无法入关，于是称病在家。
1936年，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中）和国际奥委会官员，一起步入会场要反制日本阴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刘、于二人代表中国出赛，使谣言不攻自破。很快体协会长张伯苓、董事长王正廷同意，让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并为他报名参加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项目。刘长春是东北大学学生，作为校长的张学良资助了1600美元，加上郝更生筹得的1000美元，得以使他和作为翻译的宋君复顺利起行。体协随后发表声明，“为维持国际地位计……协进会因拟派刘长春一人赴会……藉以掐之日人口吻，而作我国体育史上之点缀”，解释了中国改变不参赛初衷的原因。
代表团一行同时还负有向世界宣示东北主权的使命，如刘长春所说，“此次参加世界运动会……纯代表中华民国。本人希望如有机会，拟向世界青年及华侨宣布东北过去情形”。媒体报道，郝更生和宋君复特意带了有关东北的书籍，在路上阅读，“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出席是多少具有揭示倭人侵略史的宣传使命的”。④刘长春“单刀赴会”，没能在赛场上获得名次，但击碎了日本宣传伪满的阴谋，并使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1936年，中国派出93人规模的奥运代表团，目的是加强中德关系
1936年的第11届奥运会定在柏林举行。这一次，国民政府一改之前的漠视态度，在前一年11月即审核通过了代表团参会经费17万元，并同意先拨出3万元作为筹备和训练费用。⑤后来体协又通过募捐及足球队在南洋的比赛收入，补上了政府拨款的不足。最终，中国不仅派出了93人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以及武术表演员11人，还让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率领36人的体育考察团一同出访。
代表团赴德前，蒋介石、宋美龄还在南京亲自接见了他们。蒋勉励说，“竞技之胜败无关宏旨，最重要者即在表现我国家民族固有礼仪廉耻之精神于世界人类”“当表现我们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⑥当晚，蒋介石宴请代表团成员。
国民政府之所以重视柏林奥运会，关键原因在于，当时中德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蒋介石希望能借参加奥运会，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如曾任国际奥委会委员，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董守义回忆的那样，“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他想利用奥运会达到他炫耀实力、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向各国大事拉拢，而国民党反动派正想勾结纳粹，跟它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一拍即合，钱袋也就松了”。⑦除去此种表述中的时代特色，大体符合实情。
由于这是中国首次组团参会，国民政府对奥运会的性质、规格等不甚了解，以为要派政府官员一同前往，才能显示隆重。对于戴季陶的到来，驻德大使程天放只好对德国方面说，“国民政府之所以派戴先生这样一位政治上有地位人来参加，是表示提倡体育和重视世运会的意思。”好在德国给予了戴季陶相当礼遇，希特勒、戈培尔等人分别会见了他。⑧
此次中国代表团虽然人数众多，但除了符保卢在撑杆跳项目上入围复赛外，其他项目都没能通过预赛。惟舒鸿充当了篮球决赛的裁判，武术表演“受到意料之外的好评”，算是亮点。对中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上的全军覆没，国内舆论非议之声很大。有人评论说，代表团“竟负了全国五万万同胞的希望，为祖国难堪于柏林会场中”；还有人说，“与其自费精力，自费钱财，去到国际舞台上去买丑，不如以此精力、钱财从事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面对批评，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如程天放说，“吾国此次遣派选手，无形中有一种宣传的效果，使欧土人士一洗从前对于中国之谬见，而一识今日之新中国”。当然，这些争论都忽视了国民政府大规模参会的真正原因——发展中德关系。⑨
受战争影响，1940年、1944年的两届奥运会流产。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这时国民政府已经陷入崩溃边缘，不再有参加奥运会的强烈动机，中国代表团申请的5万美元，经过几个月的拖延，仅批给了一半。1936年的中国代表团中有69名运动员，到了伦敦奥运会，只能派出34人。结果同上次一样，中国依旧没能拿回一块奖牌。
综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若无特殊原因，政府不会斥巨资去参加体育赛事。近代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动机，“纯粹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藉参赛的机会，使国旗与世界各国并排……运用体育为手段，期能宣扬国威，以争取提升国际地位。至于是否可获得竞赛锦标，就决策者的立场而言，并不在乎”。⑩
1936年8月9日，柏林奥运会首轮篮球比赛中，中国队以45比38战胜法国队注释
①⑦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②④《沈嗣良谈勿需顾虑》《天津送刘麟爪》，天津《体育周报》1932年，转引自范珍：《中华民国运作刘长春参加奥运会过程的分析》，大连理工大学2008年；③王培：《1932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在北平的筹备经历》，《北京档案》2008年第9期；⑤《教育部致行政院呈（193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05页；⑥王培等：《百年中国 奥运之路》，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93页；⑧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⑨史慧佳：《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⑩徐元民：《近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探讨(1932～1948）》，《中华民国体育学会体育学报》第17辑，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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