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广场上的孙中山铜像近年来，围绕孙中山有意向日本租让满洲及签署《中日盟约》等问题，有关其“亲日”，乃至“卖国”的讨论，时常见诸网络。如知乎上有网友提问，“同样是勾结日本，为什么孙中山是爱国者，汪精卫是卖国贼？”有网友回答，“孙中山命好，在1926年就挂了，不然要是活到了1942年，以他一贯的亲日派作风，早就跟日本合作，现在成为头号汉奸了。”或者说，“孙中山更有亲日的嫌疑，孙和日本关系一直很好，宋教仁被杀之时，孙一时愤懑，想去日本借兵伐袁，据说还和日本签有卖国协议。”等等。
揆诸史料，这些回答大都既回避了孙中山求助日本的复杂考量，更忽略了他警惕日本，乃至抗拒日本的言行。
孙中山早年为革命常采取实用主义，但对日本侵华一直持高度警惕
从1884—1924年，孙中山先后14次进出日本，累积居留时间超过9年。他将日本选作革命基地，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这里靠近中国大陆，又有大量留学生，方便开展革命；二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三是中日两国同属亚洲，且所谓“同文同种”，因此孙中山一直期望日本能援助中国革命。①
孙中山和宫崎滔天合影与此同时，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一直心存警惕，如1903年孙中山发表《支那保存分割合论》，声讨日本对福建、浙江地区的侵略。1911年2月，孙中山被给宫崎滔天写信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②武昌起义后，因日本为清廷提供武器，孙中山又对宫崎等明言：“非常怀疑日本的意向，日本会不联合英俄压迫、掣肘革命军吗？”回国途中，他遍走欧美各国，一方面是游说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让英美联手，阻止日本干涉革命。
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日本民间人士抱有好感，但对日本政府是极为不满的。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日本拒绝向革命党提供武器；1907年和1910年，孙中山两次被日本驱逐出境；1908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被日本查封。到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愤慨，表示自己“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之对待，甚为不满”。③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孙中山时常不得不对日本政府委曲求全。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孙中山怀有革命理想，而又缺少实力，除了通过不断变换盟友，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目标外，别无他法。桑兵就此判断，“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和袁世凯不同，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实现共和，他相信革命成功后，即能一举收回失去的利权、领土。
1919年后，孙中山的“反日”言论日趋激烈，遭日本媒体一再批判
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勃兴，孙中山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公开谈论日本侵华行径。如1917年5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称“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等，言明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还说，“日本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谓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④，言辞相当激烈。
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批评更是日趋激烈。他向《朝日新闻》记者谈起“一战”后的中日关系时，指斥日本军阀“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竟意图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孙中山最后指责日本人“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⑤这才致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亲近欧美，而仇恨日本。
对于日本的野心，孙中山也是很清楚的。1921年，他对美国记者辛默表示，“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不过好在“日本此种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赞同，乃系彼军阀中之野心家主张而已”。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受英文报纸《日本年鉴》采访，说到满洲问题，“承认日本在‘满洲’持有领土的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但强调“这并非应将日本列进与其他列强不同范畴之中”。⑥满洲和香港、澳门一样，迟早要被中国收回的。
针对孙中山越来越多的“反日”言论，日本媒体竞相批评。如《东京日日新闻》指责孙的言论“带有危险的激烈性质”；《大阪每日新闻》则警告孙中山, 称他的言行有“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⑦可见孙中山晚年是绝谈不上“亲日”的。
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对日态度是一方面，选择的策略又是另一方面。依据局势的变化，他的对日策略是不断调整的。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自然不能发表指责日本的言论；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后，他才获得了直接批判日本的环境。1918年，孙中山在广东第二次建立军政府时期，因面对的敌人是日本支持的张作霖，他对日言论最为激烈。到了1923年，第三次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手已变为亲英美的曹锟、吴佩孚，那么他相应地改变策略，期待联合日本，一同反对英美。⑧
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如学者俞辛焞所言，“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可以随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的认识问题，毋宁说是政治策略问题，孙中山亦不例外。”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闻讯从日本回国。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内商讨反袁注释：
①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2页；②《致宫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08页；③⑧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3、574、586页；④《与<益世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1月2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06页；⑤《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4页；⑥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4页；⑦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