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谁的普通话最好？

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毛泽东站在孙中山画像前

由于近代没有普及普通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只能说本地方言。孙中山的广东话、蒋介石的宁波话、毛泽东的湖南话，都很难让外地人听懂。

孙中山：掌握粤语、国语、英语，面对不同人可以说不同的话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翠亨村，说一口粤语；13岁时到夏威夷，开始说英语。后来在各地开展革命，也学会了官话（普通话）。领导新加坡同盟会的张永福，曾谈到孙中山的语言习惯，他说，“平时讲话时，中山先生多用广东方言或国语（华语），对于英文，不轻易出口，演说时，亦不讲英语。他认为中文优于西方文字，方块字比较好记，而拼音文字，往往误拼字母。”①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用粤语发表演讲，参加了典礼的戢翼翘后来回忆，对演讲内容“根本听不懂”。相比之下，孙中山的普通话显然更受欢迎，他的口音“略带广东话的普通话，声音洪亮，一字一句都清晰明白，人人易懂”。

1924年，孙中山广州任大元帅时，曾在南堤俱乐部讲演三民主义，由沈卓吾负责录音。当日“孙中山拿着预备好的讲稿，起立对着留声机演讲。态度从容和蔼，发音高度适中。记收国语四面、粤语两面”。沈卓吾后来将录音制作为黑胶唱片，包括普通话版两张、粤语版一张，以《中国晚报》名义发行。这是孙中山唯一留在世间的录音资料。②

听过以上黑胶唱片的作家柯原，在《听孙中山演讲录音》一诗说，“这是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那金槟榔山的松风竹韵和兰溪的潺潺水声”。金槟榔山和兰溪位于翠亨村，是孙中山幼时活动的地方。由此看来，孙中山的普通话确实带有较重的粤语口音。

孙中山能同时使用几种语言，以至他临终前不断低吟“和平、奋斗、救中国”时，也是先后用了英语、粤语和普通话三种语言。③

蒋介石：只会说宁波方言，讲话时常让听者不明所以，发生误会

作为继承者的蒋介石，在语言方面，是远远比不上孙中山的，他一生都只能说宁波方言（奉化方言）。由于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喜欢用宁波话骂“娘希匹”。其实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唐人的小说《金陵春梦》，属于艺术创作，并不可靠。真正的宁波话中，也找不到和“娘希匹”发音完全一致的土语。④

有据可查的是，蒋介石的宁波话演讲，常会让听者一头雾水。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辛晓萍听过蒋介石演讲，她说“听了一个多钟头，蒋介石讲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一句也没听懂。一是他的那种奉化口音听不懂；二是当时的扩音质量差听不清”。到了第二天，报上刊出讲话全文，韦晓萍等青年学生才知道，蒋介石“讲的是抗战时期青年人应有的责任和努力方向”。1949年，在四川参加过“游干班”的黄开仁也回忆，蒋介石给学员训话时，“讲话是用奉化口音，我们不太听得懂，最后由班主任王旭夫补充重述一遍”。由此看来，听蒋介石演讲，真算是一个辛苦活儿了。

即使是平常对话，蒋介石的口音一样让人难以理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经常会找学生单独谈话。郑洞国回忆说，“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另外一个例子是，1944年蒋介石到南开中学参加校庆，当时还是学生的唐贤可正好看到张伯苓送蒋出来。他回忆，“蒋介石的奉化口音我听不懂”，只听清楚了蒋上车前大声说的一句话：“有中国就有南开”。⑤

存在这样的语言障碍，一些时候不免影响公务。据说1933年，蒋介石打算起用被免职的徐庭瑶。会面时，徐一再解释之前领兵失利的原因，蒋介石用宁波话怒斥他“强辩”。徐庭瑶错听为“枪毙”，被吓了一大跳。又如抗战时期，有一次蒋介石给顾祝同交代任务，对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朱绍良，原来是话务员把宁波话的“顾”错听成了“朱”。⑥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身边需要那么多奉化籍的侍从。

毛泽东：一直说方言，身边常年需要有人给他翻译湖南话

推翻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是只懂一种家乡话——湖南话。毛泽东学过英语，但一直没能学会。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说，“一直到‘文革’初期，他（毛泽东）见到我只会说Li—tten—berg，没有说过其他英语，连普通话也讲不好，口音很重。”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湖南话的使用贯穿了毛泽东的生活。张木奇17岁时被派去做毛泽东警卫连的通讯员，当时毛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对于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张木奇因为“还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也有点没听明白”。直到后来，张木奇“与主席见面的机会多了，实际接触也多，听主席讲话的机会多，逐渐习惯并能听懂不少湖南话了。”⑦

在工作中，毛泽东身边必须要有人懂湖南话，不然很可能误事。1949年末。毛泽东启程访苏，先是“用湖南口音面向大家说‘同志们再见吧’。”在火车上，毛泽东问：“第一站是什么地方？”汪东兴抢着回答：“奥特堡尔。”毛泽东一下没有听清，叶子龙又用湖南话说了一遍，师哲从翻译层面解释了一次，他才听懂。毛泽东说：“看来还得学习外语，不然话都不会说了。”⑧叶子龙是浏阳人，故会说湖南话。

有一次，毛泽东因要会见外宾先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他问一个工作人员：“这画的是什子？”（么子，即湖南话“什么”）工作人员用北京话回答：“柿子。”毛泽东一下没有听懂，又问了一次，工作人员只好再次解释。一旁的翻译齐锡玉看出来，毛“没有听懂的原因是普通话说‘柿子’发轻音，而湘潭话说‘柿子’带鼻音”。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到前面用湘潭话说了‘柿子’两个字。”毛泽东听后，笑着问刚才那位工作人员：“柿子就是柿子嘛，你们为什么要说成‘狮子’呢？”无独有偶，1961年，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了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翻译刘德有没有听懂这句湖南话，“紧张得脑子嗡的一声，不知如何是好”。⑨多亏一旁的廖承志听懂了，帮忙翻译为日语。

对于毛泽东的湖南话，杨振宁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记录。在“文革”中，他曾得到毛泽东的会见。杨振宁后来回忆，谈话之初，毛用湖南话说了很多中国古代科学的典故，“一时听不清楚”。于是周恩来同周培源换了位置，“靠近主席坐着，以便给我们解释”。⑩这么看来，毛泽东的湖南话确实也是相当难懂的了。

注释：

①周兆呈主编：《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联合早报2011年，第37页；②邵铭煌：《孙中山影音档案与政治宣传之探究》，见于周惠民主编《民国史事与档案》，政大出版社2013年，第77—84页；③陈蕴茜：《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④周志锋：《“娘希匹”小考》，语文出版社2012年，第109—113页；⑤辛晓萍：《联合·斗争·坚持·胜利》，沈孙明主编《鱼峰文史（第13辑）》，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1995年，第7页；黄开仁：《回忆解放前夕“游干班”受训经过》，《蒲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政协蒲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74页；郑洞国：《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4、25页；唐贤可：《怀念张伯苓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⑥徐铸成：《我采访蒋介石》，《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3、4页；王正元：《抗战初的南京军话台》，《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105、106页；⑦李敦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张木奇：《玉泉山情思——忆毛主席在玉泉山与我的谈话》，《缅怀毛泽东（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5—527页；⑧《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106—107页；⑨齐锡玉：《我为毛主席作翻译》，《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刘德有：《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高永中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6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2页；⑩《杨振宁三谈毛主席会见》，孔令华等编：《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