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简化,和中国有什么区别?

指出这些弊端,并不是为了反对汉字简化。事实上,汉字的简化是必须的。 …[详细]
文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在全国文改会议上发表讲话。吴承认简体字缺乏系统,但辩护称汉字本就不是系统化的文字文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在全国文改会议上发表讲话。吴承认简体字缺乏系统,但辩护称汉字本就不是系统化的文字

前一期专题《乾隆变成干隆,是谁的错?》,回顾了1949年后大陆的“汉字简化史”。略言之:因为从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导汉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汉语字母化”,简体字只是被当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种过渡手段,所以简体字改革方案做得相当粗糙,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当“汉语字母化”终止,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简体字不再是“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

那么,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和日本的汉字简化方案,来做一个比较。

中、日本两国的汉字简化,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区别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简体字,比中国早了整整10年。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汉字简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日本在简化之前,研究确定了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中国没有做这个工作

基于对汉字使用频率的清查,日本政府于1946年公布了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1951年又颁行了92个字的专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汉字别表》。这1942个字,就是日本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的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字,不做改动。

全盘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简体字改革的基础。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简体字改革就没有一个核心的范围。恰恰中国50-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就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一直受领袖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字却大量简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汉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却都被简化,收进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即: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确定通用汉字的范围,就会导致部分通用汉字被按某种原则简化处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汉字却没有得到相应处理,以致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比如,溝、構、購,被简化成了沟、构、购;講,却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却又完全不简化。原本同属一个“冓”旁系列的字,简化后竟然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套了。相比之下,日本因为确定了“当用汉字”的范围,范围内的同系列汉字,在简化时绝大部分采取了统一原则;日后扩充“当用汉字”时,也是继承之前的原则对新扩之汉字进行简化,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混乱。

二、日本的汉字简化,比较重视类推原则;中国的汉字简化,否认类推原则

汉字简化,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相同的繁体偏旁,应该被简化成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的“约定俗成字”,这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则因“群众路线”(70年代的“二简字”甚至直接发动农民来造字)而高度重视后者,否认类推简化的可行性——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简体字,在体例上出现了大混乱。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种方式简化,但往往是一个字一个样——比如,“昜”至少有三种简化模式:杨(楊)、阳(陽)、伤(傷);“登”则至少有四种:证(證)、邓(鄧)、灯(燈)、镫(鐙)。很多可以一并类推简化的汉字组,有些只类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变异——比如,盧简化成了卢,瀘、顱也相应简化成了泸、颅,但爐、驢却被简化成了炉、驴。有些又只类推一小部分,其余的原封不动——比如,憶、億已经简化成了忆、亿,臆、噫却不简化。汉字固有的逻辑体系,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字简化,就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的体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评价:“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同时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

据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披露,“國”字简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幸好很多文改会委员坚决不同意,遂得以与日本保持一致,简写为“国”。图为太平天国所使用的简体“國”字,内中是“王”。据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披露,“國”字简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幸好很多文改会委员坚决不同意,遂得以与日本保持一致,简写为“国”。图为太平天国所使用的简体“國”字,内中是“王”。

定位不同、领袖意志,是中日汉字简化出现上述两大区别的根源

中国的汉字简化,与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两大区别,除了两国对汉字简化的定位不同——中国将其视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日本则是为了规范、简化汉字形体,控制汉字的日常使用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意志的干扰。譬如,毛泽东在看过1952年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后,提出意见“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就未必妥当。

缩减汉字总量,“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实际上违背了汉字自发演进的规律。自古至今,一方面,为了便于书写,汉字会追求形体的简化,自唐而下,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另一方面,为了表意明确,汉字又会追求数目的繁化。比如,当“云”字逐渐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就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1949年后,把“云”、“雲”二字一并简化成“云”,就造成了词义上的困扰。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讲“子云笔札君卿舌”,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想来是断不会被理解错的。

大规模的“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给汉语的表意明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面和麵(麺),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指脸部、脸面;后者指粮食磨成的粉。所以,民国人读《水浒传》“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一段,可以很清晰地知道,烧的“面汤”是洗脸水;但今人来读,恐怕就不免要理解成煮面汤来吃了。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强行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现在很多著作,也只好强行把《梦溪笔谈》的作者沈适(kuo)改名为沈括。其实,既然“摘”字都没有简化,“適”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简化成“适”,然后平白增添如此多音、义上的混乱呢?类似情形,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非常地多。

以上,并非50-80年代中国汉字简化的全部弊端。指出这些弊端,也并不是为了反对汉字简化。汉字的简化是必须的。重温这段痛史,只是为了提醒今人: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是一场粗糙、草率的改革的产物,仍然伤痕累累,需要修复。

张三丰实有其人。“丰”字古已有之,意为容姿美好,写成“张三豊/豐”是不对的;但“丰”、“豊”、“豐”俱被简化成“丰”后,很多人搞不清区别。80年代,国内京剧表演团赴港台演出,也曾多次闹出“林衝”、“武鬆”的笑话张三丰实有其人。“丰”字古已有之,意为容姿美好,写成“张三豊/豐”是不对的;但“丰”、“豊”、“豐”俱被简化成“丰”后,很多人搞不清区别。80年代,国内京剧表演团赴港台演出,也曾多次闹出“林衝”、“武鬆”的笑话

参考资料

(新加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陈炽洪,《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叶籁士,《简化汉字一夕谈》,语文出版社,1995;谢世涯,《中国与日本简化汉字的评骘及今后整理与简化汉字应循的原则》,收录于《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87;(日)白川静,《汉字百话》,中信出版社,2014;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等。

————————

短史记栏目小调查,欢迎您的参与!(点我进入调查)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

◎近期推送文章(进入公众号首页,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

两派红卫兵,为什么都不愿意道歉? | 国军抗日烈士待遇变迁史 | 清廷是因为丧尽民心而灭亡的吗?NO! | 胡绳:国民党丢失大陆,是因为没搞资本主义 | 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特别看不起冯玉祥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投票区

谌旭彬
+收听
提问

同步:

还能输入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