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粮价飞涨，为保障军粮供给，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
安然自1940年6-9月份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中突围而出后，在1941年，抗战前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经济危机的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粮价。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各粮食产区大都丰收，粮价没有因战争发生太大波动。若以后方20个城市1930—1936年的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为130。①但随着战争扩大，华北产麦区、东南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从军，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后方人口比战前激增5000万、商人囤积居奇等原因，市场上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渐严重。粮价在1940年6月涨到424。1941年更是再翻几倍，达到2133。
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一方面，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以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另一方面，战前作为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却因抗战而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1936年度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政府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的1/4，大量赤字只能用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②
“田赋征实”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粮食部长徐堪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划“田赋征实”，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1941年3月，他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说，“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所以，须“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③
至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各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所以能够缓和通货膨胀；田赋此前本属地方财源，而今收归中央，故能解决粮食危机。“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额征数。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中央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④
在粮食征购、征借中，国民政府发放的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可抵缴税款“田赋征实”是中国小农经济免于崩溃，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为自身利益，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就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一旦失去，对地方财政将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⑤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所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都反对“田赋征实”。
这其中，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甚大。在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由此蒋介石确信，“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⑥国民政府如要掌握粮食，必然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而让这些人“代购”，则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并不肯真正配合中央，以至在征收田赋时，“国民政府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大致相同，其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而这个数字在四川是7.5%。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是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如徐堪所说，“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严厉打击征粮贪污。如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都因此被法办。但终究难以根绝。
总体而言，“田赋征实”虽然遭到了重重阻力，但配合征购、征借，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如当时国外舆论所说，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刘文辉一家。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注释：
①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②⑦⑧⑨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③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④陈开国：《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⑥许秀孟：《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台）《国史馆馆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外农业》，19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