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决定要对美国开战?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美日矛盾长期集聚的结果。 …[详细]

受侵华战争影响,美国在华利益严重受损,开始有限度地制裁日本

近来,有文章援引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称“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意谓美日开战,乃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不断挑拨的结果。①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忽略了两国在战前已无法调和的利益纠葛,将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为防止国际干涉,在力求“不损害第三国在华权益”外,尤其注重维护其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其目的在于:一、保障石油、废铁等战略物资的进口;二、破灭中国对美援的“幻想”。但随着日本独占中国野心的膨胀,及其对中国腹地的占领,不可避免地侵犯到美国利益。

从1938年开始,日本为断绝外国援华通道,封锁中国沿海,第三国对华贸易无法进行;西方权益不再被保护,日军攻陷南京时,甚至炸沉了美国军舰“帕奈号”与三艘美国油轮。据美国统计,至1938年12月为止,日本侵害美国在华利益的事件,即发生了296起。②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日本更公开否认《九国公约》及其确立的门户开放政策,宣称要构建“东亚新秩序”。

在“帕奈号”事件后,美国国内开始有人要求制裁日本,如亚洲舰队司令官亚内尔说,“东京打算排除美国在太平洋各地的利益”“如果美国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及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而若要挫败日本上述计划,唯一的办法是援助蒋介石,并同时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③由于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美国虽没能通过对日本的大规模制裁,但还是批准了限于航空设备的“道义禁运”,及对中国的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

美国政策的转变,让日本大为不安,但他们不愿就此放弃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成果,一再扩大对英美在华利益的侵犯,甚至一度封锁了天津英租界。随着欧战爆发,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1941年1月,《美日通商条约》期满,不再续约;1940年7月,美国开始对日本禁运航空燃料、润滑油和高熔点废金属。

1939年,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1939年,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

日本“南进”,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矛盾日趋激化,只能诉诸战争

1940年7月,日本确立“南进”方针。两个月后,日军为阻断滇越公路,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威胁东南亚。当时美国需从东南亚进口天然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如在1939年,荷属东印度的锡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其出口美国的数量,相当出口于英、德、意、荷四国总和;1940年,英属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各有57.9%和78%卖给美国。为警告日本,遏制其进一步行动,当年10月,罗斯福禁止废钢铁运往日本;12月,又将铁矿石、生铁、钢等列入禁运范围。④

在此同时,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其中固然有同情中国抗战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日本“北进”与“南进”战略,保障了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如果美国牺牲选择中国,同日本妥协,那么随着中国崩溃,东南亚会丧失,英国会动摇,苏联也会变得沮丧,最后必然损害美国核心利益。⑤因此,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针锋相对。

到1941年,美日已处于对立状态,但美国希望能通过谈判和禁运让日本有所收敛,避免过早投入“两洋”作战;日本则想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让步,因此双方进行了秘密谈判。作为谈判基础,美国订立了四项原则,要求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支持门户开放,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日本对此全部无法接受。

1941年7月,日本做好“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准备,并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此为基地,日本将能轻易占领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出兵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彻底颠覆太平洋地区既有格局。美国对此做出了强硬回应,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实行石油禁运。此前日本虽然在竭力储备石油,但也只留有两年的用量。每坐等一天,就要白白消耗1.2万吨石油。⑥

谈判的最后阶段,对美有限让步的主张,在日本都得不到支持,以至无法同美国达成任何共识。留给日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从中国退出,承认失败;要么“南进”——既能切断中国外援,又能从东南亚获得石油等物资。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认定“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不再采取行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中国事变以来的一切成果统统将付诸流水”。⑦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从以上美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历程来看,美国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而加大对中国援助,出发点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正因为日本无所顾忌地侵犯美国利益,才导致美日矛盾激化,最终爆发战争。这显然不是胡适或任何个人所能“挑拨”的。

珍珠港事件中,身中7枚鱼雷坐底的“西弗吉尼亚”号珍珠港事件中,身中7枚鱼雷坐底的“西弗吉尼亚”号

注释:

①岳南:《胡适:最后一分钟的争持》,原刊《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16期,近来在网上广为流传;②⑦鹿锡俊:《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③(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页;④马龙:《论从“九一八”到珍珠港事件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⑤鹿锡俊:《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⑥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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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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