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中央军精锐最先与日军开战，伤亡极大
关于抗战，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即国民党“中央军都是畏缩不前，而让地方杂牌军与日军作战”。如2011年，李敖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即说，抗战“最重要的是杂牌军”，优秀的张自忠将军就是西北军出身，还有其他军阀、游击队，共同努力打击日本军。①
事实并非如此，以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来说，淞沪会战先后投入70余个师，除12个中央嫡系师、9个川军师、7个桂军师、5个粤军师、3个黔军师外，其余都是改编后的原东北军、西北军、鄂军、湘军等“半嫡系”师。②
率先与日军交火的第87、88师、36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中央军德械精锐。这几个师表现颇好。87师坚守闸北两个半月；88师阵亡了2个旅长、3个团长、11个营长；36师伤亡官兵1.2万余人。其后，迎击日军的主力也是胡宗南、罗卓英、宋希濂等所部中央军嫡系。中央军所属空军、海军更是损失殆尽。
至于桂军，由于白崇禧“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凭主观的推断……以致桂军遭受重大牺牲。”以至后来白崇禧听说散落的桂军士兵被友军收容，“大感有伤体面，连日饮食不进”。③多亏胡宗南部赶来支援，才稳住阵地。
从上海撤下的桂军，原本奉命保卫南京。但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坐观南京成败。”当时守卫南京的是中央军嫡系的5个军、教导总队，以及川军2个军、粤军2个军等。最先在南京迎击日军的还是作为中央嫡系的教导总队、71军和72军，血战雨花台、中华门等地，伤亡极大。④所谓“杂牌军”中，粤军表现较好，其“在沪抗战，曾着壮烈之誉”，南京沦陷后，粤军“兹复突围歼敌，尤为难得”。⑤
接下来的武汉会战规模更大，中国投入129个师。除川军20个师、桂军11个师、粤军7个师、滇军4个师外，其余都属中央军系统的嫡系或“半嫡系”。武汉会战中，各支国军大都能奋勇杀敌。⑥正如孙元良所说，“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
以上所说三大战役，都有相当数量的川军参加，只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好，大体上如王世杰所说，“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二十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军参加抗战者，惟杨森所部略有成绩，刘湘所部多不战而溃。”另外，太原会战期间，“有云此次晋事完全坏在川军，孙震两师遇敌即溃，邓锡侯由寿阳一面后再无一下落，彼等三师到处滋扰，东路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⑥可见川军的战斗力与军纪，皆不如人意。
淞沪会战中，罗店前线的中国炮兵正在战斗。杂牌军热衷于保存实力，且对抗战前途心存疑虑，与日军多有联络
抗战初期，各地方势力大体上尚能与中央团结一致，共御敌寇。但进入相持阶段，地方势力又趋向避战自保。譬如，1942年阎锡山亲信贾景德对徐永昌说，“阎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蒋下，最后且谓不得已尚可跳黄河，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又刘文辉极拉拢阎先生，以为美恐无进步，抗战无结果，龙云等附之。”与此同时，四川的“邓锡侯甚联络晋方人士”。徐永昌听说这些事后不由叹息：“奇哉，在今日下，尚不以国家存亡为前题，乃斤斤于一己地位之高下。”⑦
又如桂系，1944年桂柳会战，“敌军沿黔桂路进逼，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以至要作为重庆卫戍部队的97军出动应敌。桂林失守后，第四战区长官部有官员上报军委会，“指陈张发奎无斗志，且对中央不满；薛岳对桂军及白崇禧不满，亦无斗志”。地方势力间的不和，成为抗战阻力之一。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军破坏抗战阵营成为可能。早在1939年，日军即命“曾在李、白、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用两天时间“同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面谈了五次，同李宗仁谈了两次”。此人回报说：“这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同年12月，日军知道蒋介石拒绝白崇禧让桂军回广西的要求后，判断这将“引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遂发出一封意在劝降的《致李、白将军书》。⑧
为劝降阎锡山，日军开展了“伯工作”。从1940年开始，阎、日间的交涉长达数年之久。在双方的协议中，日军许诺，让出山西，给予晋绥军所需装备，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总司令”。阎锡山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虽未真的降敌，但这种秘密接触本身说明，他们对于是否继续抗战心存犹豫。⑨
对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的战斗力，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⑩确如其所说，在抗战中后期，无论是正面战场参加会战，还是敌后消耗日军，中央军都起到了比杂牌军重要得多的作用。
1940年，桂南昆仑关战役期间，白崇禧（后排中间者）视察前线。参加昆仑关战役的第5军为中央军嫡系。注释：
①洪肇君：《李敖妙答6问 学生大呼过瘾》，中时电子报2011年4月4日；②张建基：《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考》，《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316——335页；③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淞沪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68—270页；④戚厚杰：《南京保卫战指挥机构与参战部队考证》，《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4卷；⑤《王世杰日记》，1937年12月21日、1938年1月22日、1944年11月11日；⑥易斌：《试论川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历史地位》，《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⑦《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8日、1942年8月16日；⑧⑩《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4—506页、519页；⑨景占魁：《论抗日战争时期的阎日关系》，《晋阳学刊》，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