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究竟是蒋介石的什么人?

若如“旅澳学者”张鹤慈般,将蒋介石的愤激之词,当成历史真相来“爆料”,则失之远矣。 …[详细]

某“学者”近日指控胡适拿蒋介石的钱,丧失人格成“雇佣打手”

近日,有“旅澳学者”张鹤慈者,于媒体刊文,“爆料”胡适在1951-1955年间,先后接受了蒋介石9次秘密金钱资助,共计4.5万美金。作者并据此“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上期《短史记》,已就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金钱往来问题,做了扼要解读。笔者的结论是:胡适以私人身份赴美并滞留多年,系应蒋介石之请求,替国民政府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胡在美生活困难,至少接受了蒋的部分金钱资助。②

如此,第二个问题来了:胡适拿了蒋的资助,也替蒋(向美国)说了话,是不是就如张鹤慈所说,成了“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作为被资助方的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被“收买”、“雇佣”而作违心之语的问题。作为资助方的蒋介石,也从未将胡视作“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相反,一直将其当作“不易得之诤友”。

蒋资助胡乃出于友谊。大陆时期,蒋即视胡为“不易得之诤友”

蒋、胡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事变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后,胡仍反对“一党训政”,但鉴于“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对蒋介石,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党派利益,不做一党领袖,要做一国领袖,寓劝于褒,公开赞扬“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③

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应蒋介石之邀,胡适更打破其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并在上任伊始,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表态:“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④唯在具体对美政策方面,与蒋存在颇多分歧。

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骤起,胡适亦成为两党争夺焦点。胡反感共产党,多有批评文字;也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但其基本政治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向蒋转达过“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投桃报李,蒋亦在日记里感慨道:

“(胡适)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 ⑤

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去台后,蒋又在日记中再次肯定:胡适“为余平生之诤友也”

四九鼎革后,胡适奉蒋之命,滞留美国,受蒋资助期间,“诤友”本色未改,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

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建议“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信中还批评了蒋在大陆时期的“一党专政”制度,视其为“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进而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并要蒋公开“罪己”,且“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读到这样的信,蒋无疑不会高兴,在回信中,对上述建议,不置一词。⑥

6月份,《自由中国》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转以杂志后续刊登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自由中国》杂志。信中写道:“《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⑦一时酿成莫大风波。

此种直言规劝(对蒋)与严厉批评(对政府),显见胡适并未把蒋的资助,当成“收买”的贿资,更未曾以“雇佣打手”自居。事实上,蒋此一时期,也从未因资助过胡,就将其视作“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譬如——1952年末,胡适应邀返台讲学,期间数次与蒋谈话。据胡日记,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并说蒋以“总统”名义,“屡次加刑”,是违反了宪法。⑧

蒋日记中对此事的记述,与胡日记相当吻合:“[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⑨

“认其为余平生之诤友也”,是此一时期,蒋介石对蒋、胡关系的明确定位。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1953年2月5日,农历新年前夕,蒋又命俞国华,向在美生活困顿的胡适,赠款五千美金。

蒋胡友谊至1958年才破裂。张鹤慈拿愤慨之辞当真相,大错特错

概言之,揆诸蒋、胡日记,可知此种“诤友”关系,自大陆时期奠定,直至1958年胡返台担任“中研院”院长,始告终结。终结的导火索,乃是蒋亲自出席胡的就职典礼,在发表精心准备的贺词时,却被胡当场“纠正”,大失颜面。事后,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⑩

蒋以“不久于人世”之词,加诸于胡适身上,可见此次冲突,对其刺激之深。即便如此,从日记中“交友不易”、“轻交过誉”等用词中,亦可见此前,蒋一直视胡适为“诤友”,乃毋庸置疑之事。

此事之后,蒋、胡友谊宣告崩裂。在蒋日记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钱就反腔”、“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的卑劣小人。(11)考虑到蒋已年过七十,“纠正”事件“犯颜”过甚,且余波在台湾舆论场一再发酵,带给蒋持续的刺激,上述愤慨之词频现,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如“旅澳学者”张鹤慈般,将这种愤慨之词,当成历史真相来“爆料”,则失之远矣。

陈诚、宋美龄、胡适等下乡视察台湾农业陈诚、宋美龄、胡适等下乡视察台湾农业

注释:

①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环球时报-犀客,2015年02月26日。②谌旭彬,《胡适悄悄拿了蒋介石的钱?》,短史记第311期。③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180号,1935年12月8日;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④香港《申报》“伦敦二十七日电”,1938年9月28日。转引自:高志勇,《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2010,P115。⑤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P374。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18日。⑥《胡适致蒋总统书》,1997年2月27日台湾《联合报》第37版首次刊布。⑦耿云志,《胡适年谱》,1989,P385。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P03。⑨蒋介石日记,1953年1月17日。⑩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蒋当天致词,借大陆批判胡适一事,盛赞胡的品德,且希望“中研院”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攻大陆之使命,胡适则回应称“总统夸我的话是错误的”,自己被大陆批判,“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中研院”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何以如此不给蒋台阶?笔者以为,或许与1957年蒋经国发起的规模浩大的对胡适的不点名批判运动有关。(11)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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