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余国军官兵滞留南京，自发对日军进行过一些零星的抗击
近日，有网友披露，南京大屠杀期间，“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一位潜藏在南京的无名勇士，携枪摸进日寇第16师团宿舍，击毙十多名熟睡的尉级军官。”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南大张生”则回应称，“你可能觉得，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很励志。但是，一，这是编造的；二，日本右翼一直说，中国‘残败兵’威胁南京治安，所以才要搜出来杀掉。”换言之，“故事看似爱国，实则是替人张目”。
那么，大屠杀期间，南京城里滞留的国军官兵，其情形究竟如何？
据统计，约15万国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则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①这些留下的守军与南京市民，自发地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上述“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即为一例。
该例所据史料，系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的回忆。奥宫说，在南京下关地区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一名日军士官。这名士官回答：“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但奥宫同时也说：“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②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③
再如，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日寇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④
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部分滞留官兵改换平民装束，隐藏至安全区，仍未能逃脱日军屠杀
但因缺乏有效组织，上述抗击总体上来说是零星的，大多数滞留官兵放弃了抵抗。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说，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来, 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⑤
部分滞留官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据回忆材料显示，自12月12日晚开始，滞留士兵开始化装易服。初时，南京市民“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但随着日军暴行增多，市民“顿悟前非”，对国军人员“尽力掩护，尽量帮忙”。⑥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个老农家即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待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
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官兵，大都躲进了安全区。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即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⑦日军对安全区从未停止搜索，一旦发现青壮年“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⑧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但日军一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国军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宣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⑨。
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唐生智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迅速，官兵丧失斗志，在撤退过程中溃不成军；二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投降日军的危险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⑩因此滞留南京的大量国军，大多数被俘虏和屠杀，而未能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打击。
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注释：
①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②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③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④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⑤《宫本省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⑥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⑦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⑧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⑨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⑩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