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一：有多少国军将领在抗战中牺牲？
本期《短史记》，继续回答网友来信之提问。
“霸王猪”问：“想了解下抗日时期国军究竟有多少高级将领因积极抗日而壮烈殉国。比如张自忠将军的事宜是否真实等。”
编辑回复：关于“高级将领”牺牲人数，刘国铭主编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统有125名；茅海建主编之《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录有少将以上将领80余位；党德文、杨玉文主编之《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军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收录有64名国军将领事迹。简言之，目前学界尚缺乏精准的统计数据。综合上述材料，粗略估计，至少在200名以上，当无可疑。
上述阵亡将领中，军衔较高者，多出自杂牌军，如西北军张自忠、川军李家珏牺牲时任集团军总司令。此二人同郝梦龄、陈安宝、唐淮源、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王铭章、周复等因被追赠上将，成为军衔最高的国军殉国将领。
至于黄埔系，因资历太浅，抗战初期担任要职者甚少——据国民政府军委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初期经铨叙之正式将官，共有1247人，其中出身黄埔军校者仅92人——直至抗战后期，才逐渐成为师、旅、团级将领的主体。故其殉国将领之较有名者，亦多集中在该级别，如黄梅兴（第264旅旅长）、蔡炳炎（第201旅旅长）、丁炳权（第197师师长）、郑作民（第2军副军长）等。黄埔系阵亡将领平均年龄仅38.4岁，较杂牌军之43.5岁，亦年轻不少。①
除“高级将领”外，尤能呈现抗战之艰苦程度者，莫过于中下级军官的伤亡规模。据军委会军政部统计，抗战爆发时，国军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共13.4万人。战时伤亡惨烈，中下级军官每年须补充4.5万人。因牺牲至速，正规军校培育已完全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及至1943年，军中正式军校出身之将官，已仅剩3758人，余者均来自各种速成班及行伍提拔。②
来信二：国军抗日将士有无优抚政策？
“行者”问：“建国后，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将士，有没有享受什么优抚政策？”
编辑回复：虽未问及，但考虑到了解者不多，还是先谈一下1949年之前的情况。
1927年10月，国民政府设恤赏科，统一管理军人抚恤事项。1938年，为应对抗战，军事委员会又设立抚恤委员会。随后，陆、海、空军的抚恤条例也相应修订，日趋完善。以1940年之《陆军抚恤暂行条例》为例，规定：抚恤金包括“一次抚恤金”(给予阵亡将士遗属）和“年抚恤金”（给予伤者与阵亡将士遗属）两种。抚恤金包括平时和战时两套标准，每套标准下，又按不同军衔，规定了不同金额。③其后并随通胀情形有所调整。
此外，还制定有诸多对军人的优待政策。如《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规定：“出征抗敌军人，在应征召前所负之债务无力清偿者，得展至服役期满后第二年内清偿之”、“出征抗敌军人或其家属承租耕作之田地或自住房屋，在出征抗敌期内，出租人不得收回或改租于他人”、“出征抗敌军人在服役期内，其妻或未婚妻无论持何理由，不得离婚或解除婚约。”④
可惜的是，上述政策虽多，但长期难以落实。1937年，中国士兵伤亡约61万，只有8600多人被抚恤，占伤亡总数的1.4%；1938年情况依旧，伤亡120余万人，仅1.4万人受到抚恤，为伤亡总数的1.2%。此后，在抚恤委员会的努力下，被抚恤者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但仍极有限，1939年时为10.2%，1942年是17%，战争结束的1945年，伤亡人数的26%获得抚恤。⑤总体而言，抗战八年间，有约46万士兵获得抚恤，只占全部伤亡人数的9.2%。
再谈1949年之后的情形。涉及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褒扬的最早的政策文件，是1950年10月15日内务部颁发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该解释规定：1、1937年之前，淞沪抗日战役，长城抗日战役、察北抗日战役、绥远抗日战役中牺牲的国军官兵，都属于抗日烈士；1937年之后，“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但在此期间因参加反共内战而死者不在内。”1951年，针对国军抗战负伤致残人员，内务部“内优字第69号文件”又特别规定：“国民党军队指战员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
1958年，陕西省民政厅向内务部询问“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2月4日，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文件做出批复：“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及至文革十年，许多国军抗日烈士纪念碑被推倒，陵墓被掘开，抚恤自然无从谈起。
文革结束后，1979年，在邓小平过问下，佟麟阁将军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1980年9月3日颁布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仍明确规定：“不再为他们（国军抗日阵亡官兵）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直到1983年政策才发生变化，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文件，规定：“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民政部政策再进一步，规定：“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的国军官兵可“评残发证并给予抚恤优待”。该政策遂沿用至今。⑥
注释：
①何德廷、辜宗秀：《对抗战时期牺牲的国民党将领的统计与分析》，《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②《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218。③《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96号，1940年9月，转引自江红英《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④江红英：《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⑤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05页。⑥谌旭彬：《国军抗日烈士待遇变迁》，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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