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崇禧的夸赞不能太过分

综而言之,白崇禧此人,究其生平,既有抗战之勋绩,亦有类似“六一事变”勾结日军“北上抗日”之祸国闹剧。其人爱国之心固有,军阀本色亦终生未除。 …[详细]

白崇禧的“西北国防计划”真实目的何在?

近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接受媒体采访,感叹乃父之遭遇:“那一边因为他在台湾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对他的历史有时候是抹杀、扭曲、掩盖的。而这一边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最阴险狡猾的军阀,所以我希望还原我父亲的历史,给他一个公平的论断。”①

白崇禧是极重要的民国历史人物,确实需要“一个公平的论断”。但细读该访谈,白先勇先生对乃父之陈述,却亦多有偏离史实之处。试举几例。

例一。关于白崇禧1928年末致国民政府的“建议西北国防”电文,白先勇认为“非常重要”,理由是白崇禧“有一套治疆蓝图”,若蒋介石采纳该电文,则不但裁军目的可以达到,还能巩固边防,军阀混战亦可避免,如此,日本人“未必敢发动九一八”,“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白崇禧该电报之目的,乃是为抵制国民政府的“编遣裁军计划”。据1928年南京全国经济会议公布的调查统计资料,北伐结束时全国军队每年需军费6.6亿余元,而国库年收入仅4.5亿,并需偿还内外债1.4亿,故欲图国家振兴,裁军势在必行。但南京的裁军计划,遭到了晋系之阎锡山、西北军之冯玉祥、桂系之李宗仁、白崇禧的联手抵制。桂系方面,李宗仁在武汉提出“兵工政策”作为应付,其主旨是“先将有枪械者编成一种,其枪支之坏者,又编成一种,无枪者则命其归工”,②保存实力之用心,显而易见。

为配合李宗仁,白崇禧在平津提出“戍边计划”。白氏认为,“对于全国四个集团军所统辖之部队,暂时不必大量裁减”,“国势初定,边防空虚,似宜挑选精锐者,由各集团军分四个区,囤各国防重要地区,展开殖边计划”;且自告奋勇,表示愿利用其回教徒身份,亲率10万桂军,前往甘肃、青海戍边,以作示范。③该提议的高明之处在于:若蒋表示同意,则桂系势力将扩大至甘、青地区;若蒋不同意,则桂系可顺势而为,推卸裁军失败之责任。

抗战期间,白崇禧陪同蒋介石检阅军队抗战期间,白崇禧陪同蒋介石检阅军队

白崇禧的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理念重要性如何?

例二。关于抗日以“持久战”为基本策略和原则,白先勇认为,之所以“只有他(白崇禧)能提出来”,是因为:“当时国军有的人不敢讲话,有的怕讲错了承担不了后果。我父亲很多次正面与日本军队交战,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来: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如果正面硬碰硬,会一下子消耗掉。要长久战,把日本拖垮。”“日本当时要闪电战,我父亲认为破解的方法就是持久战,要把日本拖垮。这个对策很要紧。”

事实上,抗战初期,谈论“持久战”,在国民政府高级军政干部中,乃常见之事,不存在什么“不敢讲话”的问题。而且,至晚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蒋介石已相当明了中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蒋明言:“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线阵地来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④

白崇禧在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之讲话,其焦点实际上不在“持久战”,而在“游击战”。如白氏自谓:“是时,我……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当场,虽有人认为游击战乃不肯牺牲、保存实力之议论,而予以反对,但此案经一番辩论,终获通过。”⑤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即已经意识到了“游击战”的重要性,在日记中写道:“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1938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甚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白崇禧与各战区司令长官合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白崇禧与各战区司令长官合影

桂系在“桂林保卫战”中,是顶不住还是不想顶?

例三。关于桂系的抗战表现,白先勇提到:“当时采用的是焦土战,像桂林撤退、湘桂大撤退啊,全城烧光,不留给日本人,连铁路也不留。因为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顶不住啊!桂林保卫战的时候打得也很惨,日本人甚至使用了毒气,有很多人被毒死在山洞里。”

桂林保卫战究竟是“顶不住”还是根本无意“顶住”,留存史料甚多。譬如,据桂系第31军副军长冯璜回忆,战役开始前,“白崇禧、夏威先把四十六军调出桂林,接着又把一八八师拉出来,无非是保存实力及照顾姻亲。”重庆军令部对此役的调查结果是:“保卫桂林之广西军,不战而溃,并遗弃大量之新武器及弹药等”。此役之大致情形乃是:日军8日正式攻城,守军9日开始逃跑,10日桂林失陷。日军使用毒气固然不假,守军不战而逃,亦是不可回避之事实。⑦

除此之外,访谈中其他论断,如认为白崇禧之所以去台湾,是明知会受罪,但仍“要向历史有个交代”;认为蒋在台仍对白实施监控,是“因为我父亲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民望太高”……均尚有诸多可议之处。前者,蒋、白、李(宗仁)当日往来电文具在,不难判明;后者,蒋对白之观感恶劣,是否与“二二八”有关,亦有其日记存世可资查证。

综而言之,白崇禧此类人物相当复杂。究其生平,既有抗战之勋绩,亦有类似“六一事变”勾结日军“北上抗日”之祸国闹剧;更有1949年拥兵自重游走各方意图牟利却反蚀尽老本之尴尬史。⑧其人爱国之心固有,军阀本色亦终生未除,褒贬不一乃情理中事。然无论褒贬,均须忠实于史料,乃最基本之原则,不可逾越。

1952年,白崇禧、何应钦等前往机场迎接胡适自美回台1952年,白崇禧、何应钦等前往机场迎接胡适自美回台

注释:

①新文化报:《希望历史公正地替我父亲写传:一场与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关于历史的对话》,2014/06/15。本文其余引自该访谈之内容,不再一一注明。②③参见:《李宗仁首倡兵工政策》、《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五,第25、23期。《李宗仁提介裁兵》、《白崇禧之精兵主义》,新广西旬刊第19期。④(台)《蒋总统秘录》第九册,P90。⑤《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P228。⑥《被遗忘的国民党敌后战场》,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3期。⑦参见《“桂林保卫战”究竟有多惨烈》,短史记第149期。⑧可参见:《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白崇禧:内战最大牌“通共”将领》,短史记第70期;《毛泽东1949年谈国军高官命运》,短史记第1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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