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江西入湖南，进贵州，经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北。对此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之跋涉，大陆方面素以“长征”名之。但国民政府去台后，却将此事解释为蒋介石的有意为之。最典型者，莫若蒋纬国之言。
按蒋纬国的看法，红军此番跋涉转移之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所一手促成，是中央军“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①
蒋纬国此番见解，并非新论。事实上，向来以“反蒋”为第一要务、以抗拒国家实质性统一为第一生存要旨的西南军阀，当日正是如此揣测蒋介石之动机，认为蒋此番追击红军，“名为剿共，而使共军得突围西窜”，“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②如李济深对人说，“中央原欲驱共入两粤, 以计不得逞, 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李宗仁也认为: “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 压迫共军西窜”，乃是对西南包藏祸心。③
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件事，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在蒋纬国看来，蒋介石对红军“放水”，乃是极富战略远见之举；在李宗仁等西南军阀眼里，蒋介石行此假途灭虢之计，乃不惜糜烂地方，惟知消灭异己的独裁行径。但可惜的是，上述评价，并无史料支撑。
揆诸史料，蒋介石根本无意放水，且担忧西南军阀非红军之敌
第五次“围剿”之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转入浙皖。在中央军进入闽西后，“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蒋介石转而推测，红军必然“西窜”——在1934年3月1日的日记中，蒋氏留有“注意匪部西窜”等字样——故下令各军构筑碉堡，并加强西路军兵力。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突围，三天后，余汉谋发现红军动向，并致电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自问：“匪果西窜乎？”当月30日，蒋终于断定：“匪向西窜”。④
由上述事实可知，蒋介石对红军“西窜”，确实有过较为准确的预判，但这并不等于说蒋介石愿意“纵共西窜”乃至刻意“驱共西窜”。事实上，为阻止红军“西窜”，蒋介石曾颁发过“剿匪计划大纲”，明确要求各军“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如计划失败，则应防止“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⑤此中显然并无“放水”之意。
红军突破湘水，进入贵州后，蒋介石的立场仍是就地剿灭。其下达给薛岳等前线将领的指示是：
“(一)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能与穷途之匪打一仗，胜过与猖獗之匪打十仗。能杀目前之匪一个，胜过斩杀将来之匪十个。盖至此末路，犹图挣扎之匪，不能不谓匪中之坚狡者。昔日之赣匪，为裹挟之众，今日之残匪，为祸国之源，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二）各部队如真能与匪决一死战，歼灭匪之主力，则我军之伤亡损失，委座定予从优分别抚恤补充，如能刺杀匪首者，当照俘获条例重奖。”⑥
该指示，系蒋介石做出后，又令陈诚致电薛岳等再度细加阐明。如此做法，乃是鉴于陈诚与薛岳有师生之谊，欲借陈诚之信望，敦促薛岳等在追击红军时不遗余力——所谓“我军之伤亡损失，委座定予从优分别抚恤补充”，实际上形如由陈诚作保，向薛岳承诺蒋介石必定会从优补偿其部队在剿共战事中的损失。蒋如此煞费苦心，所谓“放水”，当然只能是无稽之谈。
西南军阀当日，之所以对认定蒋是在借红军西进一事“假途灭虢”，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蒋对中共的忌惮，远甚于其对西南军阀的憎恶。在蒋看来，西南军阀乃是内政，易于处理，但中共问题，却牵涉苏联，苏联问题又牵涉日本，个中关系错综复杂。故在蒋的规划里，“剿共”始终先于“削藩”——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且对日作战高度依赖苏联援助之际，蒋仍在日记中写道：“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祸隐，而叵测也。”⑦故在“围剿”期间，有人建议蒋先解决两广，蒋的回答是：“粤若有事，则匪更难清”。
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阀曾揣测，蒋有意“驱共西窜”，是想让粤军、桂军与红军相互消耗，以收渔人之利。殊不知，在蒋看来，西南军阀之战斗能力，远不如红军，“军阀土匪若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⑧当然，蒋的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红军一路向西，途中湖南何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云南龙云，乃至贵州、四川军阀，无不对红军采取“只追不堵”政策，力避与红军交战。真正的“放水”者，不是蒋介石，而是西南军阀。
纵观整个战事，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只顺道解决了一个实力极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王家烈之事，却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西南军阀们的揣测，使得蒋介石“驱共放水”的谣言，长期以来流传甚广。
注释：
①《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②⑧郭昌文：《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以“剿共”为主要视角》，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论文；③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 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④金冲及《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⑤蒋介石电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收录于《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湖南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编，1991。⑥陈诚：电薛岳等转告委座剿匪战略战术之变更(1935年5月6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台）国史馆，第612页。⑦（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1938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