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流行之时代意见，已将孙中山之革命筹款视作“革命诈骗”
自“革命”一词在80年代以来所谓的“启蒙”语境下日益蒙尘，孙中山当年的许多行为，亦不可避免被强行赋予了相应的负面涵义。以其革命筹款手段为例，即有说法认为：“孙文向海外华人筹款时，鼓吹派发革命股票：‘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如此赤裸裸地赚杀人钱，说白了就是革命传销。孙文的革命，90%以上就是筹款，而所谓筹款，说白了就是诈骗。”此种意见并非孤例。
钱穆有言：“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之重心，乃在浇现实之块垒，故往往与史料所呈现的“历史意见”南辕北辙。孙中山被诬指为“革命传销诈骗犯”，即是如此。
考之史料，孙中山确曾在创建兴中会时用“股票”筹资，后来也发行过其他“革命债券”。但若说这是一种“诈骗”，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诈骗”，即要以某一虚构的理由，获得他人钱财后，将款项纳入私囊。而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所筹之款，尽皆用于历次起义。1909年，孙中山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而“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①
第二，华侨肯为革命捐款，并非为获得债券的高额回报。孙中山发行的多种债券，大都所得不多。如1904年，在旧金山发行的“革命军需债券”（以10美元出售，未来可收回100美元本息），仅卖出4000余元。②而华侨为革命捐款，多为无偿。西贡华侨李卓锋因先后为革命捐款数万元，获得孙中山奖励的10万元债券。李卓锋将债券付之一炬，以示支援革命不求回报。有“关唐为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当镇南关、河口两役起义时，将其半生积蓄三千元悉数捐出”。③这也是孙中山称赞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原因。
另外，在革命初期，捐款最多的华侨，乃是孙中山胞兄孙眉。有研究者称，孙眉先后捐款75万元，终至公司破产。辛亥革命后，广东有人欲举荐孙眉为粤督，但为孙中山所拒绝。他在给孙眉的电报中劝说：“兄……不必当此大任。”④如孙中山立意行骗，又怎会先让家人破产，继而阻止孙眉做官发财呢？
事实是：孙中山发行的革命债券，国民政府承认且予以偿付
孙中山发行债券筹款，之所以不是“诈骗”，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曾在革命后尽力予以偿还。以孙中山在1911年7月发行的金币券为例，他当时承诺，金币券在“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⑤
武昌起义后，致公堂、同盟会等推冯自由为代表，回国将“发行已售未售之金币券一切账目，携归缴呈革命政府销号”。时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令秘书李是男负责偿还金币券事。李是男是当年同盟会旧金山分会的会长。洪门筹饷局成立的时候，李是男是会计，发行的金券上有他的签名。后来金币券大部分得到偿付。⑥
在北洋政府时期，革命党人长期不掌握政权，无力继续偿付革命债券。直至1934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凡持有革命债券者可向委员会登记，由国库兑现。孙中山的老朋友钟工宇回忆，“我买过两张五十元的公债，交给我妻子保管。满清被推翻后，中华民国承认这些孙中山发行的债务，我的债券收回1000元。”⑦
还有为数不少的华侨，没有将革命债券兑现，而是作为一种纪念品收藏起来。李是男的老友温雄飞回忆，他有债券几十张，“认为可供纪念，值得保存的，但几十年来南迁北走，已不知失落在何处了。”⑧
以上数点足以证明，孙中山用革命名义发行债券，绝非“诈骗”。相反，孙中山还曾被人以革命的名义骗过。广西武官梁兰泉表示投身革命，孙中山拨给5000元，让其“运动谋事”，而梁兰泉“反覆失约”，“改期数次，均无行意”，私吞了这笔革命经费。⑨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21、422页；②⑥安跃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孙中山在美洲发售的债券考述》，《中国钱币》2011年第一期增刊；③乐史：《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捐款及其作用》，《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④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1770页；⑤郭豫明、刘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的主张与实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⑦马衮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⑧温雄飞：《回忆辛亥前中国同盟会在美成立的过程》，载《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