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孙中山为何不愿意自称“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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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孙中山,这个中不中,日不日的怪名字,是怎么广泛流传起来的?他老人家从来都只是自称孙文啊!具体到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各自对孙先生的称呼,有什么历史沿革吗?

▼编辑回复▼

1、确实,正式公文中,孙氏只自称“孙文”或“孙逸仙”,从不自称“孙中山”。

如同盟会盟书、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华革命党誓约及遗嘱,均署名“孙文”。1907年之《委任宫崎寅藏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事宜状》、1923年10月10日之《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则自称“孙文逸仙”、“孙逸仙”。家书中,孙氏多以家谱中之“德明”自称,亦从不自称“孙中山”。

2、“中山”之称,来自孙氏之化名“中山樵”。

据平山周回忆,“中山樵”乃是1897年孙氏赴日时为隐藏踪迹而临时使用的化名:

“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胁的对鹤馆内,在这馆内姓名簿子上写名字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来写一个假名字;于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会,才想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为中山名樵。我们决定之后,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平山周,《与孙文的往来》)

据此,“中山樵”系日文名,姓“中山”名“樵”。乃平山周等人替孙氏所拟。

在另一篇同样出自平山周的回忆文章《孙总理化名“中山樵”经过》中,该化名之由来略有不同:

“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

据此,孙氏当日曾特意对平山周等人强调“中山樵”乃“中国山樵之意”,暗含否认该化名系日文名之意。

虽然两种说法均出自平山周——前文系马伯援(1884-1939)记录的平山周(1870-1940)谈话。后文系1930年平山周在“日本友人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但考虑到孙氏在给日本友人的私人信函中,多自称“中山樵”、“中山”、“樵”,而从未自称“山樵”,平山周后文中的“中国山樵”之说,可信度并不高。当以前文为准。

3、“孙中山”三字并用,始于章士钊。

1903年,时任《苏报》主笔的章氏,据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之梦》,节译成《孙逸仙》一书刊行。该书流传颇广,“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章氏日文水平有限,“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了解内情的王侃叔曾批评章氏这一错译“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但流传已广,“亦无法变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先生似亦闻而默认。”(章士钊:《疏〈黄帝魂〉》)查《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孙氏确实自1903年后,在与革命同志通信时,渐主动自称“弟中山”——如1903年之《复黄宗仰望在沪同志遥作扫除保皇党声援函》、《述平均地权与在檀苦战保皇党致国内同志函》、1905年之《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1910年之《复锺华雄告兄孙德彰已回内地有事可就近与商函》等——“中山”二字与“弟”连用,显然已非日本姓氏。

4、孙中山毕生,从未署名“孙中山”;1911年之后,连“弟中山”之类署名亦已不用。究其原因,或与国人姓名的使用传统有关——“孙中山”这个名字虽然流传极广,但终究非孙本人或其长辈所取,而是外人随意所拟。孙能接受外界如此称呼自己,但不愿以“孙中山”自称,是情理之中事。

5、“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各自对孙先生的称呼”,并没有明显的“历史沿革”。

孙在世之日及去世之后,国民党均多用“中山先生”为敬称。最典型的例子,即“中山陵”之命名。余如蒋介石发表文章《敌乎?友乎?》、宋美龄发表演说《人道的钥匙》,均称呼“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之外,如何称呼孙氏,则多取决于对孙的观感和对孙之政治立场的认同度。如《大公报》1912年报道孙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多称其为“孙中山”“孙中山先生”;1921年批评孙“徒事破坏”时,则直呼其名“孙文”。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孙中山”也渐渐变得不再比“孙文”更具敬意,甚至有地位颠倒的趋势。如1925年,戴季陶的著作命名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党内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称:“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

1898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前排右三即平山周1898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前排右三即平山周

▼问题▼

编辑您好,中国不乏有智慧眼光敏锐者,结合孙氏之探索实践,不是知难行易,而是知易行难。孙文先生作为思想家堪称伟大,走在时代前列;但是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较为平庸,能力不足,实力不强,德行不彰,匹配不了其思想之高度,所以一败再败,致乱共和,误国民。倘以一思想家启迪时代,民国后功成身退,若王士珍辈,不搞破坏,多参与基层建设,或无可诟病者。另外,编辑回避了一个问题,既然孙胡主总统制,而内阁制不适合中国,还以内阁制相裹协,显得心胸狭隘,似有等尔失败,我东山再起之意。总统制完全为老袁量身定做,以便解决民国诸种乱象。而设立临时约法更是别有用心,还不能破除另立新法,否则即为假共和,兴兵讨伐。只有孙氏定义之共和才是共和?

▼编辑回复▼

1、笔者不能认同您的“不是知难行易,而是知易行难”的说法。

近代中国该往何处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命题,梁启超、孙中山辈,乃是第一批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人物。梁启超一生,之所以思想多变、主张多变,即是回答这一问题极不容易,梁不得不时时怀疑自己的所思所得并非真知灼见——如:戊戌年前后,梁认为救中国的办法是“兴民权”;至庚子后,转而认为惟有唤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才能救国;辛亥后,又对“开明专制”情有独钟。再如,梁毕生推崇“民权”,但今日之学界亦多评价梁对“民权”的认知并不到位,如茅海建教授认为,“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惟民间欲借梁浇现实块垒者,往往见不到梁的这种时代局限)梁启超尚且“知难”若此,余者可想而知。具体到孙中山,其“知难”之路,亦即“三民主义”的进化之路,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少一些莫名之鞭挞,多一点同情之理解》一文中,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略言之,孙倡导“知难行易”,乃以切身体会为依托,非是空言。更何况,“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一命题迄今尚无答案,今人又有何资格奢言“知易”呢?

2、孙中山是否“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较为平庸,能力不足,实力不强,德行不彰”,这是见仁见智的评价。

惟笔者认为,孙以匹夫之身,激愤于国势危亡,起而革命,矢志不渝数十年,至死之日,身无余财。此种坚持,非常人所能有。与孙同时代之革命者甚多,但思想能一再进化而始终处于时代前沿者,亦惟孙一人而已。孙毕生热爱读书,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实属革命党同仁中之异数(如1897年,清廷侦探曾报告孙“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1913-1916年间,日本便衣警探亦频繁报告孙“终日阅读书籍”)。不过孙性格不佳,不善处理人际关系,乃是实情;但性格与德行终究是两码事。就笔者所见材料,孙行事或有可议之处,但公德是无亏的。

3、笔者亦不认同孙须承担“乱共和,误国民”的罪名。

“二次革命”,据尚小明教授之最新研究,已可知其导火索宋教仁之死,与国民党人毫无关系,亦非袁世凯所指使。惟在当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信任关系,本就极为脆弱(否则黄兴、宋教仁等人也不至于心心念念要借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宋案发生后,种种嫌疑多指向袁政府;且袁确曾主导了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两事,并主使洪述祖以阴谋手段陷害“孙黄宋”(非“刺宋”,而是陷害“孙黄宋”,这是两码事);洪述祖擅自诱使应夔丞杀宋后,袁又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且极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使赵成为替罪羊(袁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其指示洪述祖谋划陷害“孙黄宋”的案情不会在法庭上被公开,袁个人的政治形象得到保全;坏处是进一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袁的不信任)……这些都使得南北两方脆弱的信任关系雪上加霜。今人站在上帝视角,固可轻易说出“二次革命大可不必”这样的话来,毕竟宋教仁之死并非袁世凯所指使;但革命党人没有上帝视角,其所闻所见,如袁世凯包庇洪述祖等事,均在摧毁其对袁的信任。理清了“二次革命”发生的上述真实逻辑,自不应再将“乱共和”的罪名扣在孙的头上。

4、内阁制与《临时约法》也好,都是为了解决南北双方缺乏信任这一现实真问题而采取的和平举措,不应斥之为“心胸狭隘”“别有用心”。

袁世凯与革命党,当日并无彼此信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无论是孙胡主张的总统制,还是宋黄主张的内阁制,俱是因对袁缺乏信任,而欲约束袁的大总统权力。只不过前者主张依靠各省力量制衡袁,后者主张依靠“政党内阁”力量制衡袁。最终宋黄的意见在革命党内部占了上风;孙也表示服从(孙公开讲话多次表示支持走“政党内阁”之路)。《临时约法》同样也是革命党人基于对袁的不信任,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南北双方的这种不信任,是当时极为棘手的一个真问题。真问题需要有办法解决,而不是高高挂起。解决信任问题的办法,亦惟有互相妥协。革命党让步接受袁,袁让步接受《临时约法》。若无后续种种变故,这场互相妥协本有望成为历史美谈,而非今人的各种胡乱“反思”。

试问:假如你我处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当日的位置之上,不得不将国家交到一股缺乏信任基础的势力手中,除了在制度上谋求约束之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宋教仁。宋遇刺与革命党无关,亦非袁世凯所指使。但事件摧毁了南北双方本就脆弱的政治信任宋教仁。宋遇刺与革命党无关,亦非袁世凯所指使。但事件摧毁了南北双方本就脆弱的政治信任

▼问题▼

做事只讲目的不讲手段,非常手段用的多了,离最初的目的也远了,孙中山在每个阶段也有他的苦衷吧。不过请教谌编,孙中山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后好像对其评价不错,然后孙去造铁路了,怎么不到一年,宋教仁遇刺之后又力主武力讨袁,这画风变化有点大,孙中山在讨袁有无夹杂自己私货(国民党由宋教仁改组,孙怕被边缘化)。请教一下,这一年孙中山做了什么,其在南方革命党中地位有无下降?宋被刺之后有无比武力讨袁更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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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的孙“画风变化有点大”,是一种误解。

无论是让位于袁之时,还是武力讨袁之日,孙对袁都缺乏信任。也正因缺乏信任,孙在1912年对袁有相当多的赞美。这些赞美用心良苦。一方面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捧袁如何真心热爱“共和”,将其与“共和” 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如1912年10月6日,孙北上与袁世凯会面归来,在上海公开演讲。孙一面指出尚有不少“南方人士”怀疑袁对“共和”没有真意,“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一面不厌其烦地对众人拍胸脯保证袁“赞成共和”定是“出于真诚之意”,坚信袁“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这种“个人保证”,对袁而言,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孙在演讲中还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也。”这也是一种“捧杀式”话术。“政党内阁”的本意,即是出于对袁的不信任,目的是约束袁之权力,袁当然不可能真心赞同“政党内阁”。孙如此高调夸赞袁对“政党内阁”的认同,也是为了将袁与“政党内阁”捆绑得更牢固一些。

2、所谓孙中山讨袁夹杂着类似“国民党由宋教仁改组,孙怕被边缘化”这种私货的说法,乃是诛心之论,不是写史、观史的正途。

没有材料能证明孙怀有这种心思。且孙当时也没有“被边缘化”。1912年4月孙解职临时大总统;8月国民党成立,孙被推举为理事长,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此职;9月,孙北上与袁会见。受命筹划全国铁路建设。此后,孙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铁路事务上。孙在新成立的国民党中被推举为理事长,其地位可想而知。孙委托宋教仁代理职务,转而致力于铁路建设,亦有自重身份的考量在内——孙曾身为“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后又转而以国民党党魁的身份谋求“政党内阁”与袁争权,实在不妥。反不如退而不谈政治,专注于民生建设,既能增强个人声望,亦能以超然身份充当南北双方的润滑剂(如前所述,孙多次在对国民党人演讲时赞扬袁世凯)。

3、站在上帝视角,宋教仁被刺之后,最好的办法乃是以法律途径和平解决。惟孙中山当日不可能拥有上帝视角。宋教仁之死,使其对袁的信任降至谷底,终于还是选择了武力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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