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中国和欧洲的农民起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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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请谌编考证一下“起义”二字,古典文献中并无此词,那么,这个词到底最早见于何人作品?有何现实需要?本想自己完成,但手头资料甚缺。并请论述中国农民起义和欧洲农民起义有何异同。

▼编辑回复▼

问题比较大。分而言之:

1、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无“农民起义”一词

笔者使用“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查询“农民起义”词条,所得结果为0;查询“起义”词条,则结果极多。如《水经注》“汝水”条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之句。《三国志·袁绍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之句。《通典》中有“桓玄篡晋,宋武帝起义讨之”、“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大唐起义太原”等句。《三国演义》中,“高祖斩白蛇而起义”、“斩蛇起义”等句,出现频率也很高。

2、民国报刊杂志及学术界很少使用“农民起义”,该词直到50年代才出现井喷

“农民起义”一词最早见于何人作品,很难搞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该词才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出现(40年代后期的《新华日报》,已较频繁使用该词)。笔者于《民国38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中检索“农民起义”,仅得1项结果(检索“起义”有130项结果)。孙中山生平文章,经常使用“起义”一词,但笔者于“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农民起义”,则结果为0(检索“起义”有481笔资料)。

民国时期,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1934年,开明书店“中学生丛书”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书,专供初中学生各科课外阅读之用。该书总结农民暴动产生的六大原因——1、天灾流行;2、赋税繁苛;3、政治腐败;4、外患频仍;5、兵变迭起;6、乡官虐民——可谓充满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盗贼之祸”名之,而未使用“农民起义”一词。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也无“农民起义”之说,而多用“黄巢暴动”、“流寇之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农民骚动”等词。值得一提的是,蔡雪村乃是留苏地下党、薛农山亦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俱属左翼学者。钱穆、吕思勉等非左翼学者,其著作中自然更无“农民起义”之说。

1939年12月,毛泽东于延安撰文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篇文章,是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在学术界和报刊书籍中井喷的关键。

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前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前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

3、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这是民国史家拒绝使用“农民起义”一词的关键原因

民国史家之所以一方面从原因上同情农民暴动,一方面在定性上又拒绝称之为“农民起义”,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国史大纲〉引论》)

简言之,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譬如,李秀成谈太平天国起事初期裹挟民众的诀窍,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在士兵脸上刺字“太平天国”,以断其归路。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太平军素有“打先锋”之惯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经太平天国之役后,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十余年,共约造成7330万的人口损失。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这些都是钱穆感慨“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的缘故所在(钱穆曾评价太平天国“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同情农民暴动的起因,但并未将其称作“农民起义”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同情农民暴动的起因,但并未将其称作“农民起义”

4、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相比,前者“农民暴动”多,后者“农民起义”多

“中国农民起义和欧洲农民起义有何异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来自于问题本身;或者说,来自“农民起义”这个词的定义。

并非所有的“农民暴动”都能被称作“农民起义”。一场“农民暴动”是否能够被称之为“农民起义”,不但要考察其动机是否正义,还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从这个角度打量中国历史,即不难发现,很多以往被我们理所当然视为“农民起义”者,其实不过是“农民暴动”罢了,甚至很多连“农民暴动”都算不上,因为其“暴动”的利益诉求,并不是为了农民——如《天朝田亩制度》中,将“农民”视为下贱之人,涉及刑罚时动辄“黜为农”:

“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但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农民暴动”,与太平天国的情形大不相同。比如:

“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大幅增加。该税开征于几年前。人人都要缴纳。起义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没有及时采取军事行动。起义军在泰勒(War Tyler)率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Savoy)。该宫主人为兰开夏(Lancaster)公爵。起义军在伦敦城郊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还是攻占了王廷要塞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再度与国王谈判。泰勒当着国王的面漱口并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起义军。从起义军向国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诉求,也可以理解伦敦之外的大修道院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攻击目标。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如下:废除农奴制(仍存在于英格兰东南部),废除黑死病之后制定的限薪劳工法,百姓有权参与乡村政务,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最后一点并不算激进,当时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发(包括现今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该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属于农奴,早已不堪重负,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渐增多。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归德意志国王(皇帝)管辖,却享有自治权,通常占据几个村落,既当大地主,又作领主。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暴动,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起义源头在士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梅明根十二条》(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个范例,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农民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们强加的夹杂着罗马法的法规。”(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劳沃/著,《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如果布洛克曼和霍彭布劳沃的《中世纪欧洲史》中的以上描述无误,那么,“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确实可称作“农民起义”——其动机(不堪重负)、手段(对抗压迫者和剥削者,而非如李自成、张献忠辈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和诉求(基于自身利益)均具备正义性。

中世纪的欧洲乃是一种“领主分封制”。农民(奴)暴动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中国的赤眉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式的规模——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领主相对于郡县,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同时,这种反抗在正义性上,也往往大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中国郡县制下,小规模的“暴动”,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如民国年间,因军阀混战,河南“农民暴动”频繁,但多走盗匪路线。大规模的“暴动”,如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等,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前,亦更乐衷于“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换言之,帝制中国“农民暴动”多;“领主分封制”下的中世纪欧洲“农民起义”多。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相同点太多,也很明显,如起因多由求生,结果多被镇压等,就不讲了)。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之类的命题无关,更与“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无关,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郡县制下,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中央军队);领主分封制下,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此外,因“大一统”和“分封制”的区别,暴动者与统治机器有效对话的机会也相差甚远。进入近代之后,因国家机器对基层的控制力大增,上述区别其实已不存在。如1922年,列宁曾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没有了的原因,是中央政府用略宽松的“新经济政策”取代了严苛的“粮食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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