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22期 2018-04-26

“每月给女职工发50元卫生费”,好心可能办坏事

刘文昭  

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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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最近,河南省就《〈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办法对女职工可谓呵护备至——“在重度痛经或者经量过多的,给予一至二日带薪休息;怀孕不满3个月且妊娠反应严重,或者怀孕7个月以上的,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用人单位给女职工每月至少发50元卫生费……”孕期照顾、痛经假、卫生费应有尽有,不少网友却不买账,认为这些规定只会让女性更难就业。…[详细]

这类好心的规定,可能让女性更难就业

放痛经假,给女职工发卫生费,怀孕不满3个月妊娠反应严重,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这些保护女职工的规定,却招来不少网友恶评,恐怕是立法者没有想到的。

这些网友觉得这类福利有问题,不是觉得女性员工不该被照顾,而是担心这会让女性更难就业。实际上,网友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痛经假、卫生费和全面二孩后,各地纷纷延长的女职工产假类似,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放假,企业买单”。

以延长产假为例,生一个孩子,就已经让很多单位戴有色眼镜看已婚未孕女青年了,何况两个,更何况延长产假?国家可以慷企业之慨,但没有一个企业是傻子,企业之间也有竞争,在招聘员工时,没人替他慷慨。于是,企业招聘时,自然更在意员工的性别。

延长产假让一些企业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员工延长产假让一些企业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员工

2016年初,某招聘网站发布的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的影响调查显示,75%的公司因为二孩政策在招聘女性员工时顾虑增加。

痛经假、卫生费这类福利虽小,但如果企业被迫执行,依然是负担。延长产假在前,痛经假在后,“越特殊保护,女性就业越困难”的观点,并非杞人忧天。

保护女性,也不是以“照顾”为名,剥夺她们选择的自由

女性因生育求职或晋升困难,谁都知道这是就业歧视,敢公开以生育为由拒绝女性的企业,在社会上也是人人喊打。

不过,中国女性在求职时,面对的并非都是恶意歧视,还有“善意歧视”,如有些企业在招聘时会写明“只要男性”,一旦被问及原因,则会说“这个工作压力大,很累……女性不合适”。这时,很多人就不觉得这是歧视,而是对女性的照顾。

2014年9月,东北师范大学的马户(女),某招聘网站上看到北京邮政招聘快递员的信息。当时网页上就标明了招“男性”的限制条件,但她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依然参加了面试,在试用期里,她和其他男快递员干的活也一样。

部门负责人也同意和马户签约,但当马户在约定日期来签约时,却被告知因为她是女生,总公司不批准。

马户在顺义区法院门前举着“女生也能送快递”的牌子马户在顺义区法院门前举着“女生也能送快递”的牌子

马户无法接受公司只看性别不看能力的做法,于是将北京邮政告上法庭。这起案件曝光后,很多网友却选择支持快递公司——送快递是体力活,女生干太辛苦,不合适;既然你是师范大学的,当个老师多好!

按照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矿山井下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

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快递员必然每小时内都要负重至少20公斤的物品6次以上。因此快递员并不在女性禁忌从事工作范畴内,北京邮政实施了就业歧视。

之所以不少人觉得邮政公司做得对,是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不适合干快递,不让她们干,是为她们好。然而,一些工作不适合女性做,不意味着女性不能做;一部分女性干不了的工作,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干不了。

对女性工作权利的真正保护,是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而非以保护之名,剥夺她们选择的自由。

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大厨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大厨

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体力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很多国家甚至放开了妇女不能下矿井的限制。因为这类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些,但工资高,有些家庭很困难,女性需要这份工作。如果法律继续限制,就不是保护女性,而是难为女性了。

相比于特殊照顾,中国女性更需要基本的反就业歧视法律

2017,某招聘网站发布了一份“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超两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仅有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

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很多,但站出来维权的人却很少,原因何在?有律师指出,我国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虽然都明确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但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施细则,没有可操作性”,法院比较保守,性别歧视立案难,更重要的是,企业违法成本低,而求职者维权成本太高,很多人因此选择了沉默。

以马户状告北京邮政为例,经过10个月的审判,马户虽然胜诉,但北京邮政只需赔偿马户入职体检费用1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鉴定费6450元(马户要求书面道歉等请求被驳回)。

如果这样的案子发生在反歧视立法完善的国家,赔偿绝不会这么少。以美国为例,一旦被员工起诉性别歧视,公司要赔偿员工损失的工资、律师费、诉讼费,还有可怕的惩罚性赔偿。

2013年,沃尔玛公司解雇了一位名叫莫琳·麦克帕登的51岁员工,随后她以性别歧视和被公司报复为由起诉沃尔玛。2016年,陪审团虽未认定公司报复,但认为沃尔玛药店存在性别歧视,判处沃尔玛赔偿3100多万美元,其中1500万属于惩罚性赔偿。

有了完善的反歧视法律,女性的就业权利才有保障。如果女性连工作都找不到,对女性职工的优待写得再多,也不过是“纸面福利”。

法律只是底线,鼓励企业落实福利,政府也要想想办法

也许有人会说,反歧视法律再完善,也不可能消灭性别歧视。的确,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招人时,无歧视不正常。

法律是底线,除了严格执法,政府还要想办法让企业有足够的动力雇佣女性,并将种种福利落实。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如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女性——为雇佣女职工的企业提供补贴,或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雇佣女职工的比例越高,减税的幅度可以越大。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女性员工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女性员工

如果政府不愿舍弃部分税收,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过去,政府制定公共采购的目的主要是鼓励企业竞争,买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不过,近年来欧盟也开始重视公共采购的社会效益——促进绿色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消除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等。

我国各级政府也有庞大的公共采购项目,如果在企业产品性价比类似的情况下,能够向由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一般较少歧视女性),或女职工比例较高的企业倾斜,理性的企业自然会计算聘用女性的得失利弊。

如果收益足够,政府不用多花一分钱,企业也会积极雇佣女员工,并落实对女性员工的种种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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