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保卡骗保很寻常，已形成成熟的“骗保产业链”

用医保买药，再倒卖给药贩，宁波的50多个老人，在本该在家颐养天年的时候，却因为诈骗犯罪走进了监狱。

用医保卡多买药，倒卖给药贩子的骗保案件并不罕见，各地都曾发生。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类骗保模式成熟，已形成了“患者或市民卖药——药贩收药——转手上家——回流医疗机构（主要是私人诊所和农村卫生室）”的产业链。

虽然地方人社局也采取措施，鼓励群众监督举报，法院也对一些骗保人员严厉打击，但想要根除这一链条并不容易。

首先，药贩子与卖药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记账凭证或转账记录，监管部门取证很难。其次，药贩子警惕性很高，只跟老客户交易，发现线索不易。再次，一些人觉得卖药给药贩子没什么，不配合查处非法收售药品——曾有监管人员无奈的表示，卖药者为保护药贩子，“阻止谩骂执法人员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买药品赚差价是因为医保“天生”有诱惑

“骗保”难解，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医保自带“易引发道德风险”的体质有关。医保作为一种保险，由于能报销，它天生就会诱惑人们，为了“占便宜”而多购买一些并不必需药物或医疗服务。

美国兰德公司耗资8000万美元的实验显示，享受完全免费医疗服务的A组人，与自己承担95%医疗费用的B组人相比，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多了60%。然而，A组人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因为多了这个60%的费用而变得更好。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医疗保险教授罗杰·费尔德曼（ Roger Feldman）发现，一些人确实会为了“获得医疗服务的最大化”而骗保——有了将医保吃干榨净的想法，离多开药赚差价自然就不远了。

中国是一个具有多年公费医疗传统的国度，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倒卖医保药品的行为会拉低整个国家的医保水平，属于违法的“骗保行为”。像这次宁波的50多个老人，也是“在检察官的温情办案和耐心说理下”，才知道医保基金仅能用于个人看病，药物只能按需限量配取，不能将药品作为获利的工具。在他们之前的世界观里，医保基金，大概就是“公家的钱”，便宜不占白不占。

骗保，老人不对，但一些医院也难辞其咎

在这起案件中，老人有错，固然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些药品能轻易到了老人的手上，医院也难辞其咎。这起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当地社保局通过智慧医保大数据发现，参保人员励某某配药频率高、数量大，配取的药品以治疗肝炎、糖尿病为主，与其本人及兄妹的病史明显不符，而这些却是街头药贩子热衷收购的药品类型。

社保局能够发现励某某的异常，开药的医院就一点都不能察觉？相比于打击隐蔽的药贩子，“不懂法”的老年人，管住医院，从供给端控制药品流出，显然更能遏制倒卖药品。

据报道，很多骗保倒卖药品的案件，都跟医院脱不开干系。在非法经营药品现象长期存在的天津市，某三甲医院药剂科负责人就表示，过度开药、售药的医院和药房难辞其咎：“除了部分管控严格的药品，大部分医生和药房都不会拒绝患者多开药的要求，毕竟这也和自己的利益相关”。

实际上，在我国由于医保监管不严，一些医院为了牟利，扣押病人社保卡，虚开诊疗项目，制造虚假住院记录，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今年1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检查科室之间相互协作，长期肆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被曝光。除了虚开诊疗项目等常见的骗保手段，在这家医院，只要有社保卡，得什么病、拿什么药、谁来体检，都可由患者点单。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有知情人士表示，甚至有医生出现医疗纠纷事故后，涉事医生用“举报医院骗保”要挟院方。医院骗保如此肆无忌惮，老人自然会有样学样，又怎么会认识到骗保倒卖药品涉嫌诈骗犯罪？

打击倒卖药品，还要消灭药品的“套利”空间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的观点，如果发生了收入再分配，应该是富人补贴穷人。

然而，在现行的医保种类及其相应的人群分割下，收入最高的人却得到了最高的财政补贴。根据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在历年的财政医疗补助中，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补贴高。比如，收入水平较高的公务人员，其医疗补助是最高的，而农村居民的医疗补助反而是最低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医保体系本身存在着逆向的收入再分配，即穷人补贴富人的问题。（《医保悖论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张林 2017年）

这很可能就会出现“城市富人的医保药吃不完，农村穷人医保不够卖药吃”的情况，此外还有不少人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于是倒卖药品就有了套利的空间，自然会有人干这门生意。

这些流向农村的回收药品来源复杂，既有来自于医保患者的药品，也有来路不明者的药品，有可能掺假，加上回收运输条件、储藏环境较差，药品安全没有保障。这类药品，不仅疗效降低，而且毒副作用也会显著增强，危害患者生命安全。

骗保倒卖药品需要打击，但不能只打击老人和药贩子，还应严管医院，更重要的是，医保资源分配要更公平，尽量覆盖更多的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