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拐卖儿童犯罪中，“亲子亲卖”比例高，被判刑很正常

虎毒尚不食子，亲生父母却将出生仅5天的孩子卖给他人（收取了6.5万的营养费），不少网友感叹这对夫妻“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心肠坏透了”。

其实，在我国的拐卖儿童犯罪中，亲生父母贩卖儿童比例很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者李春雷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团伙勾结还是单独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亲生父母所为，占比超过一半（2015年）。

一位曾卖掉自己亲女儿的女子

于是，“亲子亲卖”成为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提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并公布了可以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四种情形：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此后，因“亲子亲卖”被判刑的父母逐渐增多，相关案件亦时常见诸报端。2015年，最高法公布了8个拐卖妇女儿童的典型案件，其中邢小强因4年内，先后售卖3个亲生孩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但儿童收养被垄断的背景下，严刑峻法也很难消灭“亲子买卖”

卖孩子的父母即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一些网友仍不满意——既然法院认为买方也触犯了刑法，就不应该因“犯罪情节轻微，故作相对不诉处理”。他们认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买方一律入刑”才能从源头遏制拐卖儿童。

2015年，这条营销微博传遍了朋友圈

这么想，就太小看了中国家庭收养儿童的刚性需求。20年前，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而到2011年底，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已飙升至12%。有学者估计不考虑失独、重男轻女、错失生育年龄等因素，仅此一项就意味着中国有上百万的收养需求。

按照我国的《收养法》，可以被公民合法收养的儿童有3类：1、丧失父母的孤儿；2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3、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但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的学者赵川芳指出，2013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明文规定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收养散落在民间的孤儿，需要监护人提供孤儿身份证明，实际操作困难；“父母因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相关规则不细，认定困难。

结果，官办儿童福利机构几乎是合法收养的唯一渠道，但由于儿童福利院中的残障儿童较多，无法满足收养家庭的需求（2013年，有媒体报道，某地福利中心共有510个孩子，健全的不到50个，排队等待领养孩子的家庭却有1000多户），不少人开始想其他办法“收养”孩子。

从非法渠道卖孩子要花钱，从儿童福利院领养孩子，花的钱可能更多。2011年，《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了“邵氏孤儿”事件：在湖南省邵阳隆回县，从2000年以来，至少近20名婴儿被以“非法收养”的理由从农民手里交到当地儿童福利院，而这些孩子被统一改姓为“邵”，部分儿童已被海外人士收养。收养者是要交钱的——2011年额价格是35000元人民币。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一些地方，从福利院是领养孩子交赞助费，已成惯例，公开的“赞助费”与暗中的“疏通费”相加，可能比在“社会上”买孩子还贵。于是，一些家庭更倾向于“有偿”收养孩子。

此外，有学者发现，由于中国有收养和过继的传统，不少买方家长即使知道“亲子买卖”违法，但只要确认孩子是“亲生父母”卖的，也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拐卖”，甚至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因为自己让孩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而一些卖孩子的家长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坏。在他们看来，如果孩子被卖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和家庭，对孩子以后也有好处。对“亲子买卖”的认同，也削弱了刑罚的威慑力。

被警方解救的儿童

好的收养制度应关注儿童福利，别纠结于是否“有偿”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和送养人要求苛刻，结果是官方儿童福利院垄断合法收养，很多家庭的收养需求得不到满足。

2015年，民政部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收养数量已经连续10年呈现负增长，内地居民的收养数量从2005年的3.8万件下降到2015年的1.9万件，仅为10年前的一半。

很多人对“有偿”收养极为敏感，他们担心允许获利就会刺激儿童有偿转让，甚至会鼓励人们“生孩子卖”，儿童买卖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但有学者指出，对民间送养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那些未婚先孕、无力抚养的送养家庭，送出孩子大多是无奈之举。此外，对他们来说生产费用已经是一笔“巨款”，一些贫困家庭甚至借钱来生产。如果只允许他们无偿送养，有些强人所难。

由于收养制度不完善，很多女性意外怀孕后会选择流产，而不是把孩子生下来

实际上，我们不必太过恐惧“有偿”收养，毕竟传统中国就存在“有偿”收养，国际公约规制的“人口贩运”是以“极端劳动剥削”为目的，并不包括以自养为目的的有偿送养。

在儿童收养市场上允许“有偿”，可以帮助供需双方更快达成“交易”。如果“收养刚需”合法的途径就能满足，收养者就会自觉回避那些以哄骗、偷盗、强抢等手段“真正拐卖”而来的儿童，动用刑罚手段堵塞这一具有客观疏解功能的“灰色管道”，反倒会让“真正的拐卖”更难治理。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赵军认为，中国的儿童收养制度应该放松管制，如取消收养人必须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儿童的规定；让未婚先育、家境贫困的父母能够合法送养子女（过去，所谓“特殊困难”主要是指生父母有重特大疾病、重度残疾，或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力抚养子女的，这个范围太过狭窄）；更重要的是，不再将是否“获利”、“有偿”，而将是否利于增益涉案儿童的实际生活利益作为送养、收养合法性的判定标准。

当然，即便不以“有偿”作为收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司法机关仍需对短时间内多次送养子女的人进行核查，对邢小强这类将送养亲子作为“事业”的情况，仍可严惩。

此外，如果放宽前置条件，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收养家庭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如对收养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增设试收养期；赋予一定年龄的被收养人在遭遇不利时，解除收养关系的请求权，即使确立了领养关系，儿童福利机构也应定时检查被领养孤儿的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