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1期 2017-11-10

亲子园虐童事件:别让先驱成先烈

刘文昭  

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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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让人怒发冲冠。虽然当事各方反应迅速:园方有三人涉嫌犯罪被刑拘,携程CEO公开道歉,上海妇联“强烈谴责”……但舆情依然汹涌澎湃。明星企业的样板幼儿园的虐童让不少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还有幼儿园是安全的吗,难道以后只能自己在家带孩子?…[详细]

亲子园虐童事件背后:企业办个托儿所真难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网友把这个亲子园扒了个底朝天。亲子园的运营机构是上海早教机构“为了孩子”学苑,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的帮助下,亲子园正式开业,但一周后,就被当地教育部门以“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叫停。今年3月峰回路转,在总工会的斡旋下,亲子园重新开业,“为了孩子”学苑依然是运营机构。

再继续深挖,“为了孩子”学苑的上级单位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社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管,上海市工商局信息显示,该社的全资股东也是上海市妇联。

携程亲子园虐童截图携程亲子园虐童截图

除了怀疑这背后有权力寻租,还有人不解携程为何要与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合作——自己办幼儿园多好,好管理好监督,如此,也不至有今日之祸。

这么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问国家对幼儿教育支不支持,那当然是支持的。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提高0-6岁儿童家长及看护人员的科学育儿能力。

但在现实中,3-6岁的儿童上幼儿园,相关法规还算完善,也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教育部;但0-3岁的婴幼儿托育就不一样了(携程的亲子园主要招收3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相关法规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参与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研究课题“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的杨菊华教授指出,因缺乏法律法规、主管部门、准入机制及标准,一些有办园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拥有资金的市场主体往往进入无门、有心无力。

不少人指责携程无许可办园,但携程又能从哪个部门拿到许可呢——今年4月,上海市总工会提交给上海市政协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上海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

就算有部门发许可,携程这样的企业也很难拿到。如参考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生均面积至少要达到21.29平方米,这意味着招收100个学生需要至少2100平方米的场地,还要配备专门的室外活动空间,携程亲子中心主管钱堃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种标准“对于商务楼里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面对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不少专家认为不能把幼儿园和托儿所的标准混为一谈,主张降低托儿所的场地要求。上海的做法也算是先行先试,2017年6月,以携程亲子园为代表的一批托育场所通过当地多个政府部门的项目验收,成为托育服务的试点。

从2015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亲子园,到最近部分获得合法身份(依然没有教育部门的审批备案),资金投入不算,时间就花了2年半。如果是一个和政府没有任何合作的企业,又需要多少年?

满足国民对托儿所的需求,本应是国家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0-3岁的婴幼儿托育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时的企事业单位负责办社会,家长上班,孩子上托儿所是生活常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把办社会当成了包袱,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了托儿所,福利性的托育服务体系全面崩溃。

现在,3-6岁的儿童可以上幼儿园,但针对0-3岁婴幼儿的保育却几乎没有公共服务,他们中的80%的婴幼儿主要靠祖辈照顾,托育服务不足的问题也渐渐浮上水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想要享受晚年生活,不愿像之前一样,照顾孙辈;年轻夫妻生二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即便老年人照顾第一个孩子时还有力气,到了照看第二个的时候,也力不从心了。

在中国,隔代抚养非常普遍在中国,隔代抚养非常普遍

实际上,在老龄化严重,生育率很低的上海,家长的托育需求已经非常强烈——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73.6%的职工选择了“增多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但也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那为何政府要对国民的托育需求负责?很简单,托育服务做好了,女性的工作意愿会更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公民生育孩子,为国家培养了未来的纳税人,国家有长远收益。

杨菊华教授指出,很多国家都把婴幼儿托育当作为政府的责任,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韩国政府制定《岗位托儿制度》,要求女职工超过300人的企业,在工作场所内开设非营利性儿童照料中心,国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德国政府将投资公共托育服务作为缓解家庭和工作矛盾、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重要举措;法国家庭补助保险与地方组织合作,通过家庭补助形式鼓励政府与企业、社区合作,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随着托育服务和其他家庭友好政策的推行,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约1/3的0-3岁婴幼儿受到不同形式的托育服务,在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生育水平较低的欧洲国家,生育率也开始回升,二者的关系由负转正。在21个OECD国家中,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相关系数由1984年的-0.50逆转为2004年的0.40,同时上升。

不能因为偶发的虐童事件,断送了企业办教育的未来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别国成功经验是把托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国内企业办托育又不成熟,我们就等着政府出手好了。这种想法就有些天真了。政府虽应对国民的托育需求负责,但满足婴幼儿托育需要的投入巨大,政府可能一时间没这个能力(入园难尚未解决);即使能立刻投入,见到效果也要一个过程,很多家长等不起。

托育服务需要巨额投入,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些地区也会出现入园难,图为家长在德国莱比锡Tillj托儿所前排队托育服务需要巨额投入,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些地区也会出现入园难,图为家长在德国莱比锡Tillj托儿所前排队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托育负责,也不等于政府垄断经营托育机构。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著称,但法国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并不单一,据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陈振铎介绍,法国婴幼儿照顾分为个体和集体两种,个体包括家长自发和家庭主办两种,集体中有市政公共、协会、企业私营、企业自营服务职工等各种形式的托儿所。

不管何种机构,参与者都要接受公共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和运行。可见,只要法律明确,标准统一,无论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都能做好婴幼儿托育。

对企业来说,如果托儿所办得好,还能提升员工的士气和忠诚度。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郑津津就认为,一个企业若有提供完善的托儿设施,定会吸引更多优秀、家有幼儿的人才,稳定企业之运作与生产力,而完善的托儿设施或是托儿措施亦能降低员工之缺职率,并减少员工育婴假之使用率,缩短产假居家育儿之时间。

办幼托受到企业青睐,很大程度是因为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办幼托受到企业青睐,很大程度是因为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

虐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原因复杂。有人虐童因为对工资不满,有人虐童是不喜欢小孩,有人虐童是想让孩子听话……无论是企业办托育,还是政府办托育都无法避免这种现象。应该给企业更多的自由去探索解决之道,而不是因为个别事件,一刀禁止了企业办托育,让先驱成了先烈。

对公众来说,现在最大的痛点不是选择谁办的托育服务,而是何时能有人提供服务。在政府和社会尚不能充分提供的情况下,好的企业花自己的钱办托育,不仅在为政府分忧,还能为政府提供重要的经验。

因此,与其谈论企业办教育是否合适,不如想想公办托育怎么推进,深究政府购买服务有没有利益输送,看看办托育的企业能否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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