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掌掴”和“篮球场群殴”：看上去是代际冲突，其实是人际交往摩擦和利益之争

“经济学家地铁车厢掌掴年轻女子”“红衣大叔篮球场带头围殴赤膊青年”，看到这两则新闻，不少人头脑中早已被“倚老卖老”“为老不尊”等词汇填满，甚至脱口而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陈腔滥调。

但是，给一个群体乱贴标签本身就是一件偷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何况这个标签并不准确。

在这次“篮球场之争”中，还有很多大叔是跟年轻人一起打球的，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冲突时，他们的回答是“篮球场就是打篮球的”。这恰好说明，即便同在一个空间内，不同老人的看法和态度也各不相同，怎么能用伸出拳头的老人代替全体呢？

掰开揉碎了看，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代际冲突，更得不出“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结论——前者是地铁里经常发生的肢体碰撞，而后者只不过是围绕广场舞爆发的又一场“城市空间争夺战”，对战双方一个是广场舞大叔大妈，一个是篮球青年。

这次冲突的结果是球场暂时封闭

实际上，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空间争夺战，背后折射的是公共空间的缺乏

相比人民群众的健身、娱乐、社交需求，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空间则显得捉襟见肘。僧多粥少，冲突自然爆发。

这次冲突发生在城市公园的篮球场上，对篮球青年来说，下班后来这里活动活动筋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城市空间，这样的场地弥足珍贵。为何这么说，看一组数据就明白了：

2015年，全国体育场地数量超过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1.57平方米，官方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会变成1.8平方米。这是什么样的水平？横向比较来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场地面积是7平方米，美国是16平方米，日本则达到了惊人的19平方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如果再加上超过一半的体育场地由教育系统管理，不对外开放，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那么能够被使用的运动场地则更加少。

对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而言，他们更加没有可以称得上“名正言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室内跳？找不到好的场地，而且成本很高，难以维持；在小区里跳？扰民被投诉不说，还很容易爆发冲突，鸣枪、泼粪、架高音喇叭等等经常见诸报端，屡见不鲜。好不容易发现公园角落的篮球场，如获至宝，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

篮球青年和广场舞大叔大妈的冲突并不少见

在这次“篮球场冲突”事件中，站在篮球青年这一边的人反复提到一个理由是“篮球场就应该是打篮球的，不允许其他活动的展开”。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篮球场是公园里的开放空间，每个市民都有权进入并进行锻炼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打篮球，在闲置的时候让渡给其他群体从事非篮球活动也是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

只不过原本时间相互错开，双方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后来因为天气不断变热，白天时间变长，篮球青年希望能多打一会儿，与广场舞大叔大妈们的固定时间发生冲突，“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光广场舞受到影响，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都在被蚕食，原因有二——

说起来，城市并不缺公共活动空间，例如各地都有会场、广场、礼堂、街道、公园和操场，但是与其说这些属于公共空间，不如说它们是“公家空间”，受到严格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公共空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拓宽，但总体上在商业化浪潮和政府强管理的影响下，呈现碎片化的趋势，越发显的促狭。

首先，根源在市政部门的整体规划不科学，不够人性化，出现盲目性和严重的偏误，导致建筑超标，小区过密，过度规划商业区，公共空间预留不足。另外，在公共空间的管理上也不到位，很多地方的街道办和城管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具体负责哪一块。

其次，在资本浪潮的裹挟下，原本的公共空间被大的商业综合体挤占和取代，变成了消费空间。一般而言，消费空间在功能设计和使用中，更倾向于年轻人，因为相比老年人，他们更具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老人和消费空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显得格格不入。

去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宜家“驱逐老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餐厅长期被中老年群体霸座，上海宜家贴出了“逐客令”，要求没有购买食物的人不能入座。这些中老年人的活动方式确实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自带饮食、大声喧哗并长期占座，明显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反过来说，这也算活动空间受限的城市中为数不多的休息、娱乐和社交场所，不然让他们都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吗？

上海宜家“驱逐老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在本就稀缺的公共空间中，老人群体似乎更缺乏公共意识，不懂得协商、合作和共享

既然同属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内活动的个人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持公共空间的正常运转，所以大声喧哗，不顾旁边人的需求，不给他人留有余地，就是缺乏公共意识的体现，而老年人群体在这方面尤其表现不足，上面列举的上海宜家“逐客令”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除了在公共空间注意基本的礼仪之外，公共意识还体现在分享和合作中，这一点尤其重要。不过，老年人群体更善于据理力争，更多强调自己的权益，而不懂得如何妥协和宽容。在这次“篮球场之争”中，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个群体因为一方的需求变化而打破了平衡，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谈判和协商而不是不留余地，篮球青年提供了“一人一半”的方案，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理而且可操作的折中方案，但是广场舞一方并不接受，反而声称自己得不到宽容和理解。最后僵持不下。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受过集体化教育的一代人为什么还会欠缺公共意识？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意识是建立在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之上的，彼此之间保持界限，然后才有合作和交往。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整体，不分彼此，也就无所谓你的我的，更谈不上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而且，集体主义反而给他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我们人多，你们应该让着我们。

说到底，这还是中国人特有的公私观念在作祟。有学者认为，不同于西方的公私概念，中国人头脑中理解的公私区别是：只要不是明确属于某个人的，那么就可以属于我，我也有权利使用和处理。生活中这样的行为比比皆是：邻里之间砌房的时候锱铢必较，商店经营摊位蔓延到整个街道，废弃的地方随便圈起来就种上自家菜。而骨子里有这些潜意识的人，外在表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蛮横霸道、戾气十足。

无论哪个群体、哪代人，都需要培养公共意识，遵守基本规则

公共空间冲突不断，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当然是拓展更多公共空间。而对参与公共空间的群体来说，则需要学会妥协和合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不宽容，不妥协，其他年代的群体也有这些病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共享单车火热，但是把共享单车据为私有的人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协商和妥协是参与公共生活的必备的技能，每个人都需要在参与过程中不断练习，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