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杂志提出“研究人员应超越科学泡沫”说起

今年2月，科学界的“扛把子”期刊《自然》写了一篇题为“研究人员应超越科学泡沫”的社论。这篇社论针对的是今年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的讨论主题——“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美国科学促进会是拥有1000万会员的世界最大非营利科学组织，《科学》杂志的主办者、出版者，代表的是当今科学共同体。他们的忧虑在于，特朗普政府对待科学并不友好，削减科研经费，尤其是想推翻当今科学界的一大共识“人类排放导致地球变暖”（有关政策在今天刚好出炉）。在一些科学家看来，他们应该上街去抗议，但也有人认为这会使科学家卷入政治，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自然杂志发表的社论“研究人员应超越科学泡沫”

而在《自然》杂志看来，重要的是认真反思为何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局面——出现对待科学不友好的政府并不是偶然，其背后是广大对科学和科技并不太感冒的民众。《自然》这篇社论认为，这些民众的看法是有来由的，因为他们被“本来应有的进步”给抛弃了，并且在生活质量上没有享受到科学科技带来的好处，反而后退了。社论借一位科研人员之口发问，“有两种纳税人，一种是认为纳税的确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一种是因为不纳税就要坐牢，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我们大力投入的经费是来自哪种纳税人呢”？

“科学泡沫”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值得科研人员思考

科学和科技进步能够有效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不必有所怀疑。就连那晦涩难懂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科学家们也能轻易找出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比如每部智能手机里都有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就是应用相对论原理才能实现的。不过问题在于，仅靠这样的神奇叙事已经不足够了。按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的说法，对于美国选民来说，“要么值当，要么不做”（make it pay or don’t do it），他们更看重当下的实际结果。《自然》社论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纳税人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是其产出却只是普通人买不起的、极为昂贵的新药，受益的只有富人和特权阶级。的确，如果科学研究无法有明确的产出，或者无法明显地支撑经济增长，那么那些“没用”的基础研究，例如反科学政客萨拉·佩林公开嘲讽的果蝇研究（果蝇被广泛用于医学面的基础研究），必要性就大为降低了。所以，美国新政府大砍国立卫生研究院20%预算，把环境保护署的经费削减31%，资助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经费全砍。

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科研人员的确是关心不足的，他们关心的着眼点往往是自己的研究在科学上能取得哪些突破，而不是能产生多少好处，毕竟，科学是不该急功近利的，历史上很多研究其实是无心插柳才有了显著的应用价值。但《自然》社论认为，科学家们应该转变下思路了，科研项目的立项和投入还是要想法着眼于改善人们当下的生活，这是个成本与取舍的问题，从政治上来说是可取之道，否则科学界的确会面临“失去普通民众支持”的问题。王元丰也认为，现在科学家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应该考虑得更多、做得更多，要让理论与实际更加紧密地相结合，这是时代对科学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科学进步无法很好地造福社会”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说，还远远做得不够。《自然》社论认为，“很明显，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以及全世界数十亿的人）并没有被现代科学进展很好地服务”。而另一方面，当今科学昌明、科技进步的一大结果，是造就了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千万富豪。尽管多数科技富豪都热衷于慈善、公益和进步事业，但他们却没有动力去改善分配制度可能存在的弊端。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潜在的进步趋势，更是会加剧普通民众的失业风险，很多工作被更高效的流水线、机器人所替代，一些人生活会陷入困境。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表面繁荣的科学事业，其“泡沫”也终究会被刺破。

对于中国来说，“科学泡沫”的问题也许更甚

对于当今中国，说科技进步“无法普惠民众”，也许会被视作危言耸听，毕竟近几年一些实实在在的科技进步的确改进了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体验，例如移动支付、手机叫外卖叫车、共享单车等等，对于这些进步，很多人都能立马想起来。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中国人对待科学和科技进步，是更加实用和功利主义的。一旦感觉科学、科技与自己关系不大，很多人热情就冷却下来。比如前年巴黎气候大会时期，一项基于40国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最不关心气候变化，而且数年间原本关心的人也有一半的人变得不关心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对气候变化感知不深，而雾霾与PM2.5是每个人切身感受到的问题，于是人们的关注点就产生变化了。

2015年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民众对气候问题的关心程度是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

中国人对待科学、科技的实用主义态度，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科学家在通常语境中被广受尊敬，但只是抽象意义上的， 或者符号化的，比如袁隆平。而真正有大众影响力的科学家和科学类媒体却十分缺乏，科学家们也不太擅长与民众打交道。普通人也不习惯于加入到科研项目的讨论中去，例如去年引发话题的“是否该花数百亿美元建造一个新的巨型对撞机”，专业人士讨论得很多，但身为纳税人的普通民众发表的观点却比较少。等到科研经费的增长变慢，更多项目需要取舍时，中国的科研人员能否说服民众，该把钱投入到合适的项目中去呢？这是个挑战。

科学、科技应该进一步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拉近科学界与普通民众的关系，这不算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不得不承认的，在中国，这方面效果还是不佳。科学工作者与公众之间，更多地还是一种单向的“普及”，而缺乏足够的交流。而欧美科学家虽然在这方面也存在不足，但比起国内同行还是要好得多，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开展工作需要得到公众更多的支持。因此，他们的很多经验是可以参照的。近年来最典型的是MOOC（大规模在线教育），这种学习类型在国内像一阵风，但许多欧美学者很好地坚持了下来，其中缘由值得学习。

另外，把一些科学项目聚焦在与人们关系密切的问题上，这方面外国经验也是可以参照的。《自然》社论就举了一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例子，该校一个科研项目涉及监测水土，其数据会反馈给当地社区，使民众紧密参与进来，进而共同探讨这些研究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案例。近期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化方面的，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气候变化与雾霾的关系，如近期几项研究指出，与不断上升的全球气温有关的气象规律变化已经导致整个华北地区缺少空气流动，这会增加雾霾的严重程度。这种研究显然会重新燃起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热情，这对相关研究和政策的促进无疑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