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代孕是否合法，计生法未明确作出规定。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相关条款。

当时就有人提出“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否意味着代孕已经合法？但迄今为止官方口径仍是反对代孕，依据是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面临诸多法律难题、伦理学冲突（比如人体器官能否“商业化”），确实很难达成共识。但一禁了之是最糟糕的“鸵鸟政策”，因为它无视了不孕不育夫妻和失独家庭的生育权，以及地下代孕市场的混乱（今日话题已经多有论述，参见《女大学生代孕：生育黑市下的产物》《百万包生男：剥削式代孕恶果》）。问题就摆在那里，不面对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从这一层面上说，“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但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遭到群嘲也在意料之中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会引发群嘲，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全面二孩放开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乐观，“全面二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2016年12月，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适当放开代孕准入”只是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能否进入法律、公共政策层面探讨还有待观察，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为了鼓励生育，不惜抬出祭出最具争议的措施，而不考虑一些本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

1.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对单身女性的生育限制却毫无松动痕迹。在中国，生育权是跟婚姻绑架在一起的，不结婚生孩子面临很多制度障碍。比如单亲妈妈无法享受生育保险。要想给孩子上户口，必须提交亲子鉴定和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对于暂时没有婚育打算却又害怕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女性来说，中国也无法提供冷冻卵子的服务。在国内，能接受卵子冷冻服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患恶性肿瘤的妇女，另一类是有不孕症的妇女。如果健康女性想冷冻卵子，只能去国外了。徐静蕾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在美国悄悄冷冻了9颗卵子，她称冷冻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

徐静蕾微博

2.鼓励生育，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不孕不育夫妇，一定要通过医疗手段生出自己的孩子来。对不能生育的家庭来说，他们本来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收养。但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领养条件极其苛刻，合法收养一个孩子几近不可能。这变相激发了部分人群通过买卖收养儿童的需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在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时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年龄基本都在6岁以下，且买拐人的目的主要以收养为主。

3.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的情况下，提出放开代孕准入，极易被视为是对女性的剥削。早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时，就有女性表达过对可能面临逼生、就业歧视和地位倒退的忧虑，更有极端的女性意见认为：计划生育将一大批女性从令人绝望的生育深渊中拯救出来。这种观点虽然反人性，但也事出有因——女性的生育成本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考量。

公众更担心的是，无论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个体都无法享有“生育自由”

从限制生育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鼓励生育，这几年风向变化得太快。为鼓励生育，不仅《人民日报》提议为高龄母亲适度放开代孕，就连在春晚上，“鼓励生育”的口号也呼之欲出。

二十几年前，春晚的舞台上，还有《超生游击队》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丑化。到了2016年的春晚，小品《真情永驻》的末尾，主持人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丈夫的表态是“不是争取，而是必须！”“要就要俩，双卡双待！”。大年初一央视一套的《欢乐中国人》栏目，包括安徽十姐妹、深圳四胞胎轮番上台，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1月28日，央视一套播出的《欢乐中国人》，来自安徽张家的十姐妹逐个登台亮相。

鼓励生育是基于现实的人口危机。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但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要想从“只生一个好”再度转换到传统的“多子多福”，需要多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