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44期 2016-12-18

中国科研人员录用需要改变注水制

刘文昭  

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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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造假能力,又一次震惊国人。12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报显示,2015年,中国共有117篇论文因为造假等原因被国际知名出版集团集中撤稿。面对撤稿丑闻,有科学家认为,中国科研投入世界第二,科研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科研论文总数世界第二,撤稿是其中一小部分,不能因为撤稿否定中国的科研进步。这种观点有无道理?…[详细]

科技水平不是数字游戏,“人海战术”行不通

认为中国科技水平取得重大进步的人,常常会列举以下一组数字: 科研投入世界第二;科研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科研论文发表量世界第二;2014年和2015年,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得分(衡量各个国家和科研机构在高质量论文方面的产出情况),中国连续排名第二……

不过,海量的科研人员和论文,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科研投入有足够的产出。

首先,《自然》杂志(2015年)指出,尽管中国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有了大幅增加,但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论文量的增长不匹配。如果用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来衡量,中国在许多学科领域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国际上通常认为三方专利数量,能更准确衡量一国的创新水平(三方专利是指由同一发明人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专利局同时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专利)。民生证券研究员朱振鑫发现,到2015年底,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3.3%,日本、美国、德国、韩国、法国分别是中国的9倍、8.2倍、3.1倍、1.8倍和1.4倍,而他们的研发支出仅相当于中国的48%、136%、30%、20%和16%。

从三方专利数量这个维度看,中国科研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图片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从三方专利数量这个维度看,中国科研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图片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

再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科学技术与工业记分板》显示,在引导潮流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颠覆性创新成果占比仍然较少。在以物联网、大数据和量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美国专利量占比达36%,医疗健康领域的占比为43%。中国占比则分别仅为8%和3%。

这也是为何很多科学家对中国的科研成就持保留态度。其中,中科院院士汪品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论文数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甚至不是衡量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若要论中国的科学水平,离世界第二位还差得远。”

除了机制原因,科研人员滥竽充数者众多,也拖累中国科研水平

说到中国科研高投入低产出的窘境,很多学者都会把矛头指向科研体制。不可否认,科研的“论文导向”,经费分配不合理,行政权力干预等体制性缺陷,是科研产出低,论文造假、经费滥用的根源性因素。

然而,影响科研产出的因素,除了机制,还有人。中国科研人员整体水平有限,滥竽充数者多,也是中国科研高投入低产出的重要原因。

博士是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博士开始扩招后,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数量迅速增加,2008年,每年毕业的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现在每年5万余人。

现在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超过5万人现在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超过5万人

然而,扩招后博士生的科研能力一直受到质疑。2007年,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王鸿飞在科学网发文嘲讽中国博士学术水平低下,“以我在Columbia(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随后,该文在科学网上引发争论,竟有不少科研人员认为王鸿飞说得有道理,只是比例不该说得那么绝对。

此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一项调查(2010年)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实际上,中国科研人员对自己的科研能力也不自信。中国科学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13)显示,74.1%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学家的科研能力要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这一比例高于2008年调查结果(65.4%)。

近年来,中国论文造假越来越大胆,也与科研人员能力不足有关。有学者认为,由于晋升职称有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科研能力不足者更倾向于伪造和篡改数据、抄袭、剽窃、进行低水平重复研究等方式发表论文。

科研不能只讲情怀,更需要竞争和优胜劣汰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科研人员抱怨自己没法“安心搞科研”,好像只有有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不受打扰的环境,他们才能进行科研。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现代科研已经是一个有上千万人参与的职业,这个职业不比其他行业高贵,也需要竞争和优胜劣汰。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简称北生所)王晓东,在美国有20年多的学习、研究经验。美国科研人员严格的淘汰机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介绍,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生命科学研究水平,虽然全美最高,但仍每五年搞一次绩效评估。每次约20%的科学家因通不过评估而离职,离职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

王晓东主持的北生所,对科研人员也采用了类似的录考制度——一是严选人,二是严考核。

2005年挂牌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迅速成为国际领先的科研机构2005年挂牌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迅速成为国际领先的科研机构

在选人上,北生所的实验室主任不唯出身、不唯学历、不唯论文,只看学术能力和创造潜力。首先,北生所按照国际通行的遴选规则,选择10%的候选人进入面试,然后邀请7位同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面试,最后由王晓东批准任用,“经过专家科学严格的筛选,从报名到录用,最终只有2%的人能留下来。”

在考核上,北生所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国际同行匿名评估。据行政副所长黄嵩介绍,“第一次评估的标准是成为所在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第二次评估要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评估的将获得晋升,通不过的要另谋高就。截至目前,已有多位实验室主任因为未过评估而离职。”

严格的考核机制和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北生所作为科研改革试点,北生所实行长期支持机制,各个实验室经费稳定,科研主任不必年年申请项目,经费使用自己做主),让2005年才挂牌的北生所,迅速成为国际领先的科研机构,多项研究填补国际空白。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这样评价北生所:世界上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严格的淘汰制,对年轻科研人员也有好处

有的青年科研人员并不喜欢淘汰制——现在自己已是悲惨的“青椒”“工蜂”,一旦实行淘汰制,科研工作“铁饭碗”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但从长远看,严格的淘汰制,对青年科研人员利大于弊。在国内绝大多数科研机构和大学铁饭碗并没有打破的局面下,很多缺少真才实学的老教授掌握了过多的科研资源,有能力的年轻人却拿不到科研经费。结果,年轻科研人员只能给这些老教授打工,难有出头之日。

王晓东认为,如果有了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科研人员会专心搞科研,一方面有能力、年轻科研人员也有了施展的空间。这也是美国科研队伍始终保持合理的结构和科研活力的原因。

此外,目前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人读博是出于逃避就业、求安稳的心态,期望毕业后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抱起铁饭碗。严格的淘汰制,则会让年轻人更理性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毕竟,如果一个人不热爱或不合适搞科研,未来他很可能被淘汰出科研队伍。面对时间和金钱的潜在损失,任何理性的人都重新考虑自己读博的利弊。

科研体制改革,不光要调整科研经费的分配,划定权力和科研的边界,还要变革用人机制。实行淘汰制,对个人有些残忍;但不实行,对中国科研投入和未来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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