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对女性密集行业、部门产生冲击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时钟”上，此时此刻，2016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超过1500万，这一数据，和卫计委此前预估的“全年出生人口超过1700万”比较接近。
客观地说，自今年1月全面二孩落地后，民众的生育意愿超过了很多人口学者的预估，这是要承认的。而在此前“单独两孩”实施时，就连官方也坦承“效果远远低于预期”。
这一现象不难解释，因为单独两孩政策目标人群约1100万， 而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有9000万对左右。
二孩生育的具体的数据，还要等年底卫计委公布，但二孩生育，确给一些行业带来了冲击。尤其是女性密集行业。这里着重谈一下医疗和教育行业。
这两个行业的领导，今年都为一件事头疼：她怎么又生了？
据媒体报道，很多医院搞出了“怀孕指标”、“有序怀孕”、“三个月内不怀孕，取消怀孕资格”等奇怪的东西；据《凤凰周刊》报道，广州一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昊最近心情很不好，因为开学以来，他已经换过7个班主任，其中有一半老师因怀二胎而休假。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更狠，把所有怀二胎的老师全部调去学校小卖部，这让学生在购买商品时，双方都很尴尬。
而生育二孩的女性，往往已成长为业务骨干
根据此前媒体的调查，生育二孩意愿最强的人群，年龄跨度在31至35岁。虽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夫妇有很多，但由于面临高龄等现实风险，不少人在做决定时是很犹豫的。
31至35岁女性生育意愿最强，图片来源《半岛都市报》31岁到35岁，这个年纪的职场中人，大部分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有些甚至还要带队伍，是同事中间的顶梁柱，是领导仰仗的左右手。她们不同于工作没几年去生第一胎的年轻女性，在职场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因为二胎的放开，她们这群人突然怀孕了，确实会打领导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些学校未雨绸缪，为了保障教学质量，提前让骨干班主任培养年轻教师，让她们尽快成熟，以备骨干教师怀孕的“后患”。
二孩相比于一孩，最打乱公司（单位）安排的一点是：很多用人单位人员配置的年龄层次，仍建立在延续了30多年的一孩政策的基础之上。这导致在配置女职工时，只需要考虑她只生一胎这一可能。二孩政策的到来，让人员性别配置、年龄配置受到空前挑战。
产假延长，又一次慷企业之慨
企业面临的困境，还没完。配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全国很多省份都相继拉长了产假。刚刚通过的《西藏自治区生育条例》，甚至规定“女方每胎享受365天产假”。
生一个孩子，就已经让很多单位戴有色眼镜看已婚未孕女青年了，何况两个？再何况延长产假？产假一年，用人单位每天都在脑子里回想：“您是跑我这来生孩子的？”
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对女员工较多的单位，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如果女员工扎推去生二胎，企业陷入瘫痪绝非危言耸听。
显然，大幅延长产假慷的是企业之慨。问题是，没有一个企业是傻子，他有他的竞争性，在招聘员工、任命领导时，再也没有谁能替它慷慨。所以，政府若只负责慷慨，不负责补偿，其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会更加严重。
大幅延长产假，是慷企业之慨那国外的产假是怎么回事呢？先看美国，低税收低福利（相对而言）的美国，虽有产假，却不存在“有薪产假”，是全球没有全国性法律支持这一权益的国家之一；高税收高福利的欧洲，男女都可以休产假，对企业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不存在因为女性要休产假而歧视女性）。
据《经济学人》报道，中国职业女性比例全球最高，大多数家庭都是双薪养家模式。这既说明女性独立思维的进步，也说明单薪养家撑不起一个家庭的开支。如果女性因产假问题而遭遇就业歧视，对中国家庭的经济状况将是重大打击。
若无外力介入减少负担，用人单位和怀孕员工的矛盾必将常态化
这个第三方是指谁呢？指政府。很多人会说，又找政府啊？这件事，政府想不参与恐怕不行，在所有鼓励生育（全面二孩也是鼓励生育）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光靠嘴说而不用出钱的。
可能还会有人问：一个职场女性，生育下一代，为什么要政府即全体纳税人给予补贴呢？其中的逻辑在于，人口繁衍既是个人私事，也是社会事务。
当政府认为社会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时，就会对生育行为进行鼓励，只不过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不出钱的激励。而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是政府直接越过家庭，为孕产妇女和儿童提供直接的补助（包括现金和公共服务）。
政府出面干预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孕产妇的，由于很多国家实施家庭报税制度，这种补贴的针对性很强。中国不是家庭报税，没有根据家庭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行个人税收减免，生育也没有额外补贴。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企业的，主要是给企业减负。这里又分两种情况，其一，带薪产假中的“薪”，并非雇主发放，而是由政府支出，可向税务局或其他机构申请；其二，产假期间工资，由雇主支付，但公司为员工支付的产假薪水，可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获得补偿。
中国的企业，已经承担了非常大的社保成本，不应再承担巨大的产假成本，不能获得相应的补贴或免税，就等于对聘用女职工的企业进行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