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一：女厕不够用是因为女性太磨叽

“解决女厕所紧张问题的关键，难道不是手机信号屏蔽器吗？”“女厕不是少，有些女的蹲进去还要化妆。”每每有人提到要增加女性厕位数量，这几种观点就很盛行。

把女性如厕时间长，归结于玩手机、化妆，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偏见。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的研究将两性小便时在厕所中的平均停留时间精确到秒：女性需要89秒，而男性仅需39秒。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还表明，怀孕以及正值经期的女性如厕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所以给女性提供更多厕位，首先是基于男女生理差异的基本需要。

偏见二：既然鼓吹男女平等，那就一切平等，增加女厕位是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很多，却没有哪一样像性别表现得这么明显。尽管“男女平等”是文明的标志，中国也把“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但就现状来说，“男女平等”更多是一种价值倡导，是人们在性别平等方面的一个努力方向。

男女平等，要建立在承认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它不能和“男女相同”直接划等号。现代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对女性生理局限的包容和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并在现实层面采取措施对女性进行适当补偿，以减少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

2013年九城市男女厕所厕位比例调查。图片来源：新华网。

那些以“男女平等”嘲讽增加女厕位的人，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男女公厕的数量并不是对等的。2013年发布的《全国九城市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状况调查报告》中，被调研城市无一达到男女厕位1：1.15的合格线，相反男厕位全部多于女厕位。

提高女厕比例，不仅能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有利于女性健康，而且也能减少同行男士等待的时间，男性也是受益者。这恰恰说明，正当的权利绝非东风压倒西风。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男性权利的减损。

空间即权利。女厕排长龙现象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在构建公共空间时，缺乏性别平等意识

女厕少，不仅因为成本问题，还因为“路径依赖”——现在如此，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如此。

由于过去女性参政或是出席其他公开场合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性，所以许多历史建筑，例如美国国会大厦，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设计女厕所。几百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厕一再演变，在设计和科技上都有了可观的进步，却始终未能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落后的性别意识损害了女性的正当权利。

女性真实需求与女厕位数量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女性身体与公共空间冲突的投射。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空间，每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都依赖一个支持活动的空间。而空间是有性别属性的，空间即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空间属于男性，而私人的、生育的、从属性的空间则属于女性。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在《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一书中研究了空间的性别化特征。沈奕斐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工作场所、娱乐场所、交通工具等公共空间的设计、制造、布置是中性的，但事实上，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男性化特征比较明显，更体现出以男性中心、忽视女性的倾向。比如不方便（女厕位数量少），考虑不周（公车的把手过高），有敌意（女人不能进祠堂）。公共空间过于男性化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女性被赶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男性化特征成因并不难理解。父权制是这个社会的根基，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语言、规章制度都由它塑造，所以公共空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色彩。生理上的差异只能区分两种性别，并不足以独立构成当下的男女两性文化以及性别观。后者是一系列庞大深奥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制度体系，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关系演绎不断再现它、强化它。

该不该增加女厕位其实是一个性别平权议题，而此类议题的讨论在中国面临尴尬

国内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常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切实的需求置若罔闻，比如女厕位紧张。一方面是隐含着歧视的过分“关爱”，比如“女性专用停车位”。

前段时间，某地一些大型商场为“方便”女性停车，设置了一批比一般车位大的“女性专属停车位”，有女权主义者不买账，认为这是“歧视”。不少男性对此难以理解：已经在照顾你了，怎么还不依不饶？女人怎么这么难伺候？道理其实很简单，“女性专属停车位”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女性不擅长停车”，但不擅长停车的司机有男有女，也没有坚实的调研和数据能支撑“女性停车比男性停车差”的结论。这种以错误暗示群体不足为前提的“关爱”，不仅加深了社会对女司机的成见，也损害了男司机的利益。

女性专属停车位。德国也有女性专属停车位，多设立在采光良好、靠近车库出口的区域。原因并非女性在停车方面更困难，而是女性比男性在黑暗环境里更容易感到不安全，当然这点也有争议。

无论是增加女厕位被视作特权，还是对“女性专用车位”隐含的歧视无动于衷，都说明了公众对性别议题的钝感。这可能因为旧有文化的影响和灌输，比如男权社会理直气壮宣称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来自文化的建构；也可能因为教育的缺失，一些人把女权错误地理解为“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

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进展远远落后于国际趋势。图片来源：新京报。

公众对性别议题不够敏感，还可能源于对男女权利现状的错误理解，比如一提性别平等或女性权利，有人就认为“中国男女已经足够平等”。这其实是一种错觉，《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女性有着女性识字率、高等教育、专业技术工作者就业等性别平等的优势，但在出生性别比、女性无偿工作时间、女性自杀率、女性高级官员参政比例等方面，仍然差强人意。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时下公众对女权的贬低和反感，与一些走偏的女权主义者不无关系，她们的主张或多或少地有反人权倾向，比如强烈为计划生育辩护等。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女性在社会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还远少于男性，性别平权议题就不可回避。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一次次的讨论和实践中，理解性别、权利对于个体认同和群体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