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一旦失灵，会给社会带来巨大风险
受贿事件，国人并不感到新鲜。但这则新闻，还是颇有出人意料之处：犯人不是向法官行贿，不是给狱警好处，而是给一个社工送钱送卡。
这些行贿社工的犯人，并没有被关在监狱里，而是在监狱外服刑。这一非监禁性矫正刑罚，被称为社区矫正。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罪犯，一般犯的罪危害较小，他们会被送回居住地的社区，正常工作、生活，并由政府工作人员、社工进行管理和矫正。
这位丹阳司法所的社工曾某，就把社区矫正变成了自己的肥差。据报道，该镇的六十多名社区矫正对象仅由他一人监管。按照规定，矫正对象如果再次违法犯罪或者多次私自离开居住地，将会被公安机关收监。但三年时间里，曾某多次索贿，帮助24名社区矫正对象隐瞒外出事实、脱离监管。
看起来，仅仅是隐瞒外出事实，而且受贿金额也才5万，似乎没什么危害？其实不然，社区矫正对象仍属于服刑的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比普通人高很多。这一点并非危言耸听。2012年，仅浙江省就发生了106起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的案件，其中不乏抢劫、聚众斗殴等。次年，浙江东阳一司法所所长玩忽职守，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数月、甚至抢劫杀人。
更让人忧虑的是，截止去年5月，我国累计接受社区服刑人员已达到242.9万余人，且这一数字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很难说此次丹阳事件只是个例，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漏洞到底还有多少，尚不清楚。
来源于国外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国内水土不服
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直到2011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确立。作为新生事物，来源于欧美国家的社区矫正，在国内难免水土不服。
就丹阳的这起案件而言，社区矫正漏洞百出，最直观的是工作人员明显不足。数十名犯罪者仅由一个社工监督，管理权独揽让索贿、造假易如反掌。同样的情况，此前已经在全国多地出现过，有的犯罪者甚至在社区服刑期间跑到了美国做生意。
退一步而言，就算矫正工作者恪尽职守，监督这么多服刑人员恐怕也有心无力。基层司法所职能繁杂，社区矫正只能是兼职，大部分乡镇司法所只有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有的甚至一个都没有。那么，所谓社区矫正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虽然制度设计中强调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辅助作用，但实际情况是民众的参与热情非常低。陕西省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普通市民中愿意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比例只有15.6%。而这仅仅是“意愿”。
不只是人防捉襟见肘，技防的推行也同样乏力。理论上，装有卫星定位系统的手机、腕表能够有效监测矫正对象的活动（美剧中很常见）。可目前采用的只有少数地区。毕竟配装备需要钱，经费却是有限的。一般认为，社区矫正的人均成本是监狱服刑的五分之一，我国监禁一名犯人的年平均费用大概是2万元，也就是说合理的社区矫正年人均成本应为4000元。
遗憾的是，在司法部2016年的财政预算里，用于社区矫正的经费只有356万。而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对象约有74万，预算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5块多。5块和4000，中间差了800倍。
问题追根溯源，《社区矫正法》迟迟没有出台是症结所在。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该办法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机械化。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执法人员人手不足、工作经费保障不足、监管执法手段缺乏等具体问题。
社区矫正不可抛弃，但要真正发挥作用，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尽管我国的社区矫正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管控得当，这一制度的优越性非常明显。
首先，推广社区矫正能够大大地缓解监狱罪犯过多而产生的压力，减少庞大的监狱财政开支。其次，社区矫正的对象不脱离社会生活，能够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家庭的帮助下更好地适应社会、回归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罪犯在监狱内恶习“交叉感染”和出狱后与社会脱节，再次走上犯罪道路。这点真的非常重要。
况且，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更人道，也更符合现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在很多国家，由于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
但是，社区矫正的良好效益是有前提的。单纯写一条法令显然不够。以美国为坐标系，能看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可借鉴和改进的空间相当大。
美国主要社区矫正制度 制图：《今日话题》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司法、公安等部门的兼职，没有专职部门负责。更尴尬的是，司法部门作为工作主体，却没有刑罚执行权，公安部门有执法权，却没多少精力顾及社区矫正，这就造成工作主体和执法主体分离的局面。
况且，矫正工作需要用到法律、治安乃至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但我国矫正工作者的素质远不如美国。没有专职管理机构和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直接导致了矫正项目的单一和低效。多地司法部门的宣传中，听报告、组织劳动等集中教育是主流的矫正方式。知乎的一位匿名网友这样描述社区矫正生活：“麻烦死，我就是所谓的体验者，每月两次或一次司法所报道学习劳动。写思想汇报，写法律学习笔记。”这和美国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矫正项目对比鲜明。
当社区矫正成为了“麻烦死”的学习和写汇报，就丧失了调动社会力量的初衷，矫正作用大打折扣。当然，这和我国社会组织先天发育不良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要学习的有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通过法律把社区矫正措施确定下来。从我国国情来看，凭空组建新的矫正机构难度太大，可以考虑赋予司法部门特定执法权，让司法部的工作重心一部分向社区矫正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