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内虐待儿童有三大鲜明特点
当父母尝试用暴力去教育孩子时，不管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孩子首先学习到的，就是暴力本身。
更何况，更多施向孩童的暴力，根本无关“教育”，是在满足你的私欲，你的愤怒，你的迁怒，你的自卑，你的无能。这些隐秘而又强烈的情绪，最安全的出口就是发作在孩子身上。
综合大量案件，可以总结出国内家庭内部虐待儿童的三大鲜明特点。第一，虐待儿童案，往往发生在结构不稳定的家庭，如单亲家庭、离异重组家庭。这样的家庭，父母关系紧张的概率更高，小孩由于家长情绪不稳而横遭迁怒的可能更大。最关键的是，由于是单亲、离异重组家庭，缺少了所谓“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传统习俗，缺了内部制衡这一环节，从而导致事态会往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第二，打孩子在国内更常被称作“关起门来打孩子”。“关起门”很好地描述了这件事的封闭性，这是私密的，与他人无关的，插嘴就是多管闲事的家庭内部事务。这一观念的深层原因是“孩子是私产”，“老子在社会上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还打不得？”而与“关起门来打孩子”相对应的是“别人家的事不要管”，所以，外部监督这一环也有死角。
第三，儿童在受到家庭虐待后不敢吭声、投诉。刑法中的虐待罪是自诉案件（除非重伤、死亡），需要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能力自己起诉。
这三个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内部无制衡，外部无制约，孩童自己难维权。云南的这起例子，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打孩子的原因是前妻出走，母亲无法监督父亲的行为；打完孩子发朋友圈，居然都无人报警，只是送到了妇联。妇联是干嘛的？妇联是处理家庭内部矛盾、调解调剂问题的，很多人还是没意识到这件事要通知警察；被打的两个孩子，男的4岁，女的2岁，如此年幼，如何自救？
被亲生父亲殴打的两个小朋友。图片来源：云南网这三个特点决定，必须大张旗鼓地推广“强制报告”制度
正是因为这三个虐童特色存在，导致浮出水面的虐童案少之又少。只有被发现，才有怎么处理的后续话题，所以，怎么及时发现虐童信息成了关键。
本专题要着重谈虐童“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美国人的发明，即要求医师、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商业摄影等人群，由于接触到虐童信息的可能性更大，而被附加上举报儿童受虐情况的责任。
这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相关人群要提高敏感性（甚至要过敏），其次，要敢于和涉嫌虐童者短兵相接，不要怕“多管闲事”。从1963年到1967年，美国各州政府先后制订受虐儿童通报法。各州的法律都有差异，但总的意图是：哪些人群与儿童密切接触，他们就有这个举报责任。如果有关人员未尽到举报义务，就可能受到罚金、监禁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处罚。
反观国内，看热闹的人多，愿意管闲事的少。在南京著名的虐童案中（孩子后背被抽刷的条痕遍布），男童并不是第一次遭养母殴打，此前老师和学校就曾发现虐待行为，但没有报警；在南京另一起更著名的“饿死女童案”中，街坊邻居、社区干部，早已知晓女童的吸毒母亲不尽抚养义务，但没人举报，最终悲剧残酷地发生。
显然，立法明确行政机关、学校、医院、居委会等机构的强制报告义务，将压缩虐待儿童行为的空间。而且，及时介入也有助于收集、固定证据。
上图这一数据，可以和美国进行对比。美国少年司法和少年犯罪预防办公室首席副主任麦乐迪·汉斯，2014年在北京出席会议时表示，从2008年到2012年，在340万起儿童虐待报告案中，59%为专业人士汇报。
而我国，尚无专门规制儿童虐待的立法，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虐待儿童的报告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第2款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但可以明确地说，这毫无作用。因为这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而举报虐待儿童的行为，本就无需授权。
另外，今年3月1日实施的《反家暴法》中，虽然列明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有责任向公安机关举报家庭暴力，但没有指出不举报的惩罚，也缺乏实施细则，具体的效果十分堪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宣传工作很不到位。
对举报虐童者不用太苛责，即使信息不实也无妨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人都对“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有强烈的警惕和排斥。这从总体上看，是记住了历史教训，是“记吃也记打”。但在虐待儿童的信息举报上，别怕，别怕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为什么？因为儿童权益的优先级太高。可以接受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毫无争议的国际惯例。
这里必须要回应一个问题了，举报错了怎么办？过于敏感怎么办？这一点不用担心。不需要像写论文一样，破案一样，逻辑理顺了，证据集齐了，才可以举报。甚至都不用有“合理的怀疑”，只要“有理由怀疑”就可以。理由和合理，是两码事。
放松举报的要求，是为了让每一个被虐待的儿童都不要被漏掉。举个最贴近生活的例子，你住在2楼，3楼的夫妻好像在教训孩子，孩子哭了1分钟。这个时候你没必要上楼查看，也没必要报警。但如果孩子还在持续哭泣，并不断有殴打的声音传出，作为邻居，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需要扭转观念，上楼敲门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关切之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应该选择报警。
即使举报错了，无非是把正常管教当作了虐待，有关部门上门后，这一问题很容易弄清楚。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在接到举报之后，美国大部分州都要求，必须在24小时之内开展调查。同时，启动更高级别的调查，也不需要明确证据，凡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疑似的虐童行为（包括没有确切证据但存在虐待可能、不能确定是否达到虐待标准、不能确定受害人是否为未成年人等情况），都要调查核实。
比如，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6岁女孩的母亲，认为女儿“不停地吃”“行为异常”，带孩子去医院。但孩子体重过轻，明显低于正常标准。医生觉得异常，遂报警。一问之下，原来这对父母将冰箱上锁，“怕孩子过食”。结果这对夫妇被捕，罪名是“虐待儿童至严重身体伤害”。
哪些人有举报义务？从最显然的人群开始，慢慢扩大范围
如果要推行强制报告制度，责任主体是谁尤为关键。哪些人有举报义务？
可以肯定的是，最容易接触到虐童信息的人群，是医生、老师和社区工作人员。同时，他们也负有保护、照管或救助儿童的责任。所以由他们作为初始的责任主体没有争议。
在美国早期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中，只有医务人员是强制报告的主体，之后幼教、警察、社会服务人员、商业摄影、心理咨询师等一切与儿童接触密切的人员，都被纳入义务主体。除了专业人士之外，美国还规定，任何一个人“有理由怀疑”儿童受到虐待时，均有义务向有关机构举报。
举报的责任，其实施加在了每一个公民的头上。这种责任主体的扩大化只有一个原因：越来越重视儿童保护，越来越不能容忍虐待儿童。
很多人都关心，在中国，普通人（比如邻居）应该被加入举报的责任主体吗？这一问题值得商榷，最合适的方式是，随着全社会儿童保护意识的增强，未来可以逐步扩大义务主体的范围，在目前这个阶段，可以施行奖励制度，鼓励举报虐童信息，等有更多的社会共识后，再考虑下一步动作。
即使在发达国家，虐童强制报告的出现，也是儿童用伤疤和鲜血换来的。一个社会愿意为儿童承担多大的责任，付出多少成本，是文明程度的最佳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