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1期 2016-07-29

“拆墙”系误读,大学校园开放为何如此难?

奚应红  

是小溪不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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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日前,有媒体传出北京部分高校试点“拆墙”的消息,很快北京市规划委就进行了辟谣,声称这次规划是为了推进高校周边区域路网管控,并非要拆掉高校围墙。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拆掉高校围墙,融入社区”的呼声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在实施过程却遇到很大阻力,这到底是何原因?…[详细]

多数高校允许外来车辆进出,但疏解交通效果有限

媒体对高校“拆墙”的误读事出有因。早在今年3月,北京西城区在三里河二巷拓宽道路时,就曾经被解读为是在“拆墙”,而这一切都源于今年2月份出台的“街区制”推广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看来,“按照北京目前的规划,道路密度还不够,在海淀区人流、车流密集,交通压力确实很大,大单位和高校的内部道路对外开放是未来趋势。”所以北京市政府才准备对海淀区的高校道路重新规划和调整。

车辆进出人大校门车辆进出人大校门

但是,这样的调整有多大的改善空间?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实地走访,北京6所高校绝大部分都允许校外私家车进出校园——有的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有的则完全免费。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还是不满意,一位开车经过人大的出租车司机直接抱怨:“10分钟以内,收费一元。学校里的路障和减速带多,七拐八绕的,不是乘客硬要求,我们也不愿意进去。”不光人大是这样,其他开放外来车辆的高校也是如此。可见,即便高校不收取任何过路费,只要学校的道路和建筑没有大的变化,这样的调整对交通问题的改善十分有限。

拆了围墙的大学在“裸奔”,安全问题让人担忧

虽然只是误读,但媒体的反映却非常热烈,这是因为“大学要不要拆除围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不时有教育学家、政协委员大力鼓吹“打破围墙,让高校真正融入社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打破高校围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高校很多资源都处在闲置状态,尤其在假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高校是公共场所,应该更多反馈大众)。此外,大学与社区界限的打破,还可以让大学生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

但是“拆除大学围墙”的口号喊了十几年,也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忧心忡忡的人还是很多,他们最初在听到这次高校试点“拆墙”的消息时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担忧,其中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虽说专家是促进高校融入城市,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不也是在把社会风险(强奸、盗窃、抢劫等)分担给校园吗?”相对于开放带来的便利,他们可能更担心开放带来的安全问题。

高校的围墙能否真正带来学校的安全?很多专家表示怀疑,“围墙的保护功能未必强大,它不是变形金刚,不能依靠芯片分辨好人和坏人,校园围墙的安全更多来自心理上的安慰,反而使得校园疏于防护,产生更多的治安死角。”但是这并不能说服一些学生和家长,长期存在的有形的围墙让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甚至由于出现多起女学生被跟踪性骚扰的案件,他们一再建议学校封闭校园、检查证件,还自主成立了一个专门接送女生的“护花”团体。

除了对安全的担忧外,很多反对拆除高校围墙的人还特别在意学校有限资源的被侵占。这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大学表现得最为突出:每年到了樱花开放的季节,武汉大学都是人满为患,校方为了维持秩序,不得不实行预约制,控制游客数量。北京大学每年暑假都也都会迎接很长的参观队伍。这些“优待”一般高校享受不到,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有人大的学生在知乎就反映:“人大本来就不大,体育设施开放了,于是本校学生排不上场地打不了球;校园已经开放了,教二草坪上遍地是遛狗的人和小孩甚至还有人在学校里跳广场舞。”

“高校拆除围墙后像是在裸奔”,这大概是担忧开放大学校园的人最直接的心理感受了。总的来说,对大学校园开放的担忧,与对推广开放式小区的担忧是非常类似的。人们对未曾体验到好处,但坏处很容易想象的制度,总是比较保守。

在北大门口排队登记的游客在北大门口排队登记的游客

美国大学不设防有其历史和制度根源

鼓吹中国高校“拆除围墙,与社区融合”的人举的最多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大学,其实,不光是美国,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是“不设防”的,这些知名高校几乎都没有所谓的学校围墙,有的甚至连像样的大门都没有。也许你会觉得这反映了国外大学的开放包容,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国外没有围墙的大学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以美国耶鲁大学为例,它最初只在市中心的某个街角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在上面建造了学校的第一栋教学和宿舍合一的大楼。此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耶鲁大学就这样以东买一块地,西买一栋楼的方式进行扩张,最后耶鲁的校园建筑在空间上非常分散,与城市街区相互交错,无法合并成一个独立的完整校园。

另外,耶鲁的不设防还在于美国的私有产权制度,由于产权界定明晰,所以就不需要再建立围墙来加以保护。私有产权制度其实已经替代了“围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安全保护的功效。

当然,在耶鲁大学的发展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出现安全的问题。1993年,耶鲁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在走出位于校园内的一个教堂时,遭到两名西班牙裔城市青年的冲动性枪击而身亡。这在当时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有关耶鲁校园安全的争议。但是耶鲁大学并没有通过建筑围墙来提高安全系数,而是注重加强与周边社区的合作,来消除隔阂。在当时的新任校长、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雷文(Richard Charles Levin)眼里,“围墙只会进一步加剧耶鲁校园与社区的隔阂,从而造成更为紧张的局面。校园的安全要依靠与城市社区的融合,只有改变社区的贫困,并实现校园与社区的无缝衔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校园安保问题,重新给校园带来安宁。”

耶鲁大学校长(1993—2013)Richard Charles Levin耶鲁大学校长(1993—2013)Richard Charles Levin

目前可取的方式:老校老办法,新校新办法

中国的高校既缺乏美国大学的历史基因,也没有制度的保障,如何打破围墙,与社区融为一体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而且和美国相比,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口太多,对于处在市中心的高校来说,完全拆除围墙,很容易把大学变成一个集贸市场,既多此一举,也无形中增加了管理的成本。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老校区原封不动,新校区开始不设防。

当然,围墙的拆除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大学开放的理念和精神。如果一所大学内心是封闭的,拒绝交流,拒绝回馈社会,那么即使拆掉所有的围墙也无济于事。另外,大学的开放不仅是拆掉围墙,让社会大众自由进出,更应该把闲置的大学资源对外开放,例如高校图书馆的藏书资源。不过,高校图书馆不可能像公共图书馆那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肯定要有限制。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北大的借书政策:“如果你是首都图书馆的读者,你发现首图没有你要的资源,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将请求发过来,我们将资源传递到首图去,你看完后再还回来。”这样不仅方便了社会大众,也让北大规避了风险,值得借鉴。

虽然已经辟谣,但高校融入社区在未来是一种趋势。不过,这种趋势一定要建立在社会与高校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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