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存在理由之一：量刑太低，有纵容乃至成为行贿受贿行为避风港之嫌
先来看看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者最高刑期的比较：
很显然，介绍贿赂罪的量刑要轻得多。毕竟只是“介绍”一下，拉拉关系，在一个“人情社会”，看上去似乎谈不上严重，最高三年的量刑就算是顶峰了。而实际上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根据石家庄市桥东区检察院杨晶的一篇文章，一个叫田某的人帮铁矿主和国土资源厅官员拉关系，他拿到了100万元，将其中的90万元据为己有，而其余10万元送了官员。东窗事发后，怎么处理田某让人犯了难，行贿罪、受贿罪、介绍贿赂罪都有分析支持，而该文认为应该是属于介绍贿赂罪，因为田某主要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90万元，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可是按照介绍贿赂罪最高刑期来说，也仅仅是3年，显然量刑太低了。这相当于在纵容这些腐败中介人的行为，让他们有恃无恐继续乱来。
这个罪名确实没什么打击力度。最高量刑低，最低量刑就是不罚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会发现，该罪名用得很少，全数据库只有145篇裁判文书与之相关。为什么呢？新华网一篇报道引用过山东基层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分析，是这样说的——“介绍贿赂案基本在基层法院解决，中院没有接触过类似案件，他们分析此类案件少的原因有二：一是先前案例判处缓刑或定罪免刑者较多，检察院立案随之减少；二是介绍贿赂罪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新华网的记者查阅判例发现，介绍贿赂罪判例较少——“（2013年）8月12日，上海法院法律文书检索中心‘刑事文书库’显示共有刑事文书94602篇，记者选择全文检索‘介绍贿赂罪’仅有3篇相关文书，其中一审审结的2个案件均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二审的一个案件维持原判，判处了实刑。”
很容易免刑、缓刑，即使被定罪，按照顶格来处理也很轻，这便意味着别有用心者会想方设法让相似和相关联的罪行朝它靠，如《介绍贿赂罪没必要独立存在》一文所写的：“在司法实践中，要将介绍贿赂行为与贿赂犯罪的共犯行为明确区分往往极其困难。并且，因为介绍贿赂罪的刑罚远低于行贿与受贿犯罪，由此还导致该罪名常常沦为犯罪嫌疑人逃避刑罚严厉打击的‘避风港’。”这就很让人担心了，明明按照受贿罪来起码要坐10年以上牢的金额，因为判为了介绍贿赂罪，最多就3年，这其中的落差实在是太大。
不该存在的理由二：其他类似的情况都是按照共同犯罪处理，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搞特殊
前文所提的案例中，田某其实很像是和官员一起合作，去收取贿赂的资金。实际上，所谓的中介人也好，代理人也好，他们和受贿的公职人员一样，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不过分工不同而已。这显然更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是共谋的，是一个犯罪整体，中介人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报道《陈柱兵受贿案引出“腐败掮客”问题》所介绍的——“为了规避法律制裁，一些公职人员不敢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受贿，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中间人’手中。‘中间人’一般通过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将受贿财物隐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账户，供公职人员日常消费使用。随着信任关系的增加，‘中间人’也不只是接受贿赂的工具，逐渐异化为帮人出售‘权力’、寻找寻租机会的经纪人，受贿行为随之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寻找。”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显露无遗，又怎么会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一下呢？比如陈柱兵，他是原财政部官员，手握国家专项资金的管理权，然而在10年间，收受了2400多万的巨额财产为人牟利，全部靠“中间人”帮忙，这其中便有他的情人。
事实上，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中，都是按照共犯来处理的。介绍贿赂罪，受贿的一方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不是的话，就套不上这个罪。因此，倘若是非公职人员受贿了，那么都只能按照行贿或者受贿的共犯来处理。毒品犯罪的中介也是另一种常被拿来比较的情况，因为有明确的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显然，看完类似情况后会发现，贿赂中介人这个角色更适合用共犯来看，否则横向比较起来也是很说不过去的。
“高铁一姐”丁书苗也是个典型的贿赂中介人不该存在的理由之三：腐败中介人现象很泛滥，甚至还会主动创造腐败“商机”，必须予以严惩
这两年，大家接触过不少关于腐败中介人的新闻，一般都以“XX掮客”而代称，可以填司法掮客、石油掮客、车牌掮客、环保掮客……在哪个领域腐败，便可以填哪个领域的名字。
以两个故事说明。几年前，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轰动一时，也首次将司法掮客的问题推向全社会。不同的媒体报道中，都提到司法掮客并非个别现象，主要以律师为主，而这些人受理一个案子都会收取一笔不菲的佣金。重庆市高法执行局原助理审判员闫波不到35岁，便因受贿385万元获刑15年。闫波在忏悔书中写道：“我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就像是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关系，律师把他们获得的律师费拿出一部分给法官，就像医生收医药代表回扣一样，是行业潜规则。”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车牌掮客”。北京的车牌是稀缺品，通过摇号方可获得，而有人便希望通过贿赂的手段窃之。在裁判文书网上，一个北京的案例便与此相关。宋某是北京某车管所的警长，他居中牵线，帮助行贿上级科长和局领导秘书，搞定了5副号牌，而贿赂的总金额为45万元。这位警长纵然自己个人力量不够，但是充分地创造了“号牌商机”。
号牌是稀缺资源，所以有“号牌掮客”来帮助权力寻租腐败中介人横行，串联起各种各样的腐败线条，甚至可以说牵起了一个“腐败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有必要对其予以严惩。否则，在他们的捯饬下，权力的寻租十分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