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为何被100多位诺奖得主点名批评

这封公开信的开头这样写道，“致绿色和平的领导，联合国和全球各国政府”，能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并列，可见绿色和平在诺奖得主们眼中的“重要地位”。

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组织和名人众多，绿色环保组织能独享有这份殊荣，和它的“光辉业绩”脱不开干系。大部分反转组织都是文斗，绿色和平则文武兼备。正如公开信指出，“（绿色和平）支持了那些对于经过批准的田间试种和研究项目的非法破坏”，而这种行为并非个案。

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泰国的一家木瓜种植园，他们说里面的木瓜是“定时炸弹”，指责它毁掉了夏威夷果农的生活；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非法破坏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堪培拉的转基因试验基地，两人被逮捕，这竟被澳大利亚绿色和平组织列为保护环境的23项重大成就；2013年，菲律宾发生的破坏黄金大米田间试验的民众行为，结果被证明是与绿色和平组织有关的环境组织所为。

菲律宾“黄金大米”试验田被环保组织破坏

更让诺奖得主们不能忍受的是，绿色和平组织是妖魔化黄金大米的先锋。黄金大米国人并不陌生，它是转入β-胡萝卜素基因的大米，而β-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黄金大米迟迟不能上市。

公开信指出，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2.5亿人受维生素A缺乏症困扰，其中40%是发展中国家的5岁以下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因为维生素A缺乏症削弱免疫系统，让婴儿和儿童身处巨大风险，每年有100~200万人死于维生素A缺乏症——这些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

维他命A缺乏症会导致失明或死亡，威胁低收入国家儿童健康

这也是为何在公开信的末尾，诺奖得主们悲愤地哀叹，还有多少穷人不得不死去，我们才能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对人类犯罪”？

诺奖得主们比绿色和平组织更可信

面对百余位诺奖得主对绿色和平及其“同盟者”的指责，不少反转人士并不服气。他们认为，诺奖得主来自各行各业，这些“跨行科学家”在转基因领域并非权威，发表的言论不足为信。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这些科学家介绍的不过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已——转基因技术已有40多年的历史，全球权威科研机构的大量研究都表明，转基因食品与其它食品一样安全，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健康有危害。

他们发声，也不是认为自己更权威，而是希望用自己的声望让人们重新审视转基因技术。正如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丁·查尔菲所言，“我不确定我们比其他那些调查过相关证据的科学家们特别多少，但因为获奖，我们可能更引人关注。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我们感到人们没在听取科学的声音，我们就发出声音。”

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丁·查尔菲

绿色和平组织不仅没有充足的证据，还曾自摆乌龙。2007年，绿色和平资助的一项旨在证明孟山都转基因大米影响健康的研究，就被打假——研究者在没做任何实验的情况下，仅选择性地引用了部分孟山都公布的实验数据，用了错误的统计方法，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诺奖得主们的立场也更具客观性。公开信的发起人，1993年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得主罗伯茨爵士表示，没有一位签名的诺奖得主和大型农业企业或金钱有关联，他们公开发表观点，是出于公义。虽然这不能保证所有的诺奖得主都是“清白”的，但收买100多位早已功成名就的诺奖得主，可能性微乎其微。

绿色和平组织关于转基因的立场则不一样。表面上看来，绿色和平组织超过90%的绿和经费来源于公众捐款，且绝大多数单笔捐款都在100欧元以下，所以绿色和平组织常常标榜自己独立，不受大公司左右。然而正如科普作者袁越所说，这却给绿色和平套上一个更大的枷锁：公众。

绿色和平官网上的反对转基因内容

按袁越的说法，“绿色和平绝不敢得罪公众，即使有些时候公众的看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绿色和平组织还必须保持高曝光率，好让公众看到自己捐的钱都花到了哪里，这就是为什么绿和总喜欢挑事，甚至不惜制造事端的原因。”否则，在环保早已成各国共识的情况下，给政府交税就好了，为什么要给你捐款？

另外，在转基因之争已经越来越变成立场之争的今天，相比于诺奖获得者，绿色和平更难调转立场。反转基因，尤其是反黄金大米一直被绿色和平组织当成自己的重大胜利。现在认错，不仅重大胜利成了重大失败，丧失公众信任，捐款大量流失恐怕很难避免。这样的挫折，足以让绿色和平走向没落。

面对指责，绿色和平组织表现得很“无耻”，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诺奖得主关于“黄金大米”的指责，绿色和平组织自专门做了回应，表示“指责毫无道理”。他们认为，据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评估，至今为止还未能有效证明黄金大米能够切实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绿和还强调黄金大米在经过超过20年的研发后仍没有实现商业推广，言下之意是技术本身不行。他们在声明中还表示，有多种途径能够营养失衡的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的说法有不少问题，而且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黄金大米的技术进步。早期的黄金大米确有不足，不能提供足够的β-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A，治愈维生素A缺乏症。然而，经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黄金大米也在改进，2003年开发的新品种，β-胡萝卜素含量达到了原来的8倍；2005年的新品种β-胡萝卜素达到了原来的20倍；国际水稻研究所则指出，2009年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公布的一项食用黄金大米的小型试验表明，100克黄金大米可为成人提供维生素A推荐摄入量的70%，他们推测，50克黄金大米可为4-8岁儿童，提供推荐摄入量的60%。

黄金大米是一个人道主义项目，也遭到绿色和平组织百般刁难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有多种补充维生素A的办法。提出过政府发放维生素A胶囊，鼓励农民种植水果蔬菜，现在还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颇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早在2001年，为黄金大米提供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戈登·康韦就曾对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完全平衡的饮食当然是首选，但是一个家庭越是贫困，家里的孩子就越难摄入平衡的饮食，也越容易依赖大米这样的廉价主食。当天气干燥，水果和蔬菜供应短缺、价格昂贵时，这一点就尤其明显。”

更何况，政府发放胶囊，需要极高的行政成本，且过于低效、难免遗漏；无论是种植水果蔬菜还是发展生态农业，这笔钱主食都吃不饱的穷人肯定出不起，绿色和平似乎也没有表示过他们会出。

黄金大米到现在没有实现商业化，倒是事实。不过，绿色和平组织一边破坏试验田，一边罔顾事实，大肆宣传黄金大米的种种坏处，让黄金大米田间试验难以开展。没有足够的田间试验，就没有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政府自然不会贸然进行商业推广。20多年坚持为难别人，自己什么实招也没有，还“嘲讽”黄金大米推广慢，这种表现就很“无耻”了。

让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民种植水果蔬菜不现实

让公众认同转基因食品，除了科学家发声，也要让公众相信监管有效

此次诺奖得主集体发声，被很多人看作是挺转的“大手笔”，但也有媒体认为，这也很难改变“反转者”的立场。这种推测和实际更为契合，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普通民众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只有37%认为安全，而2001年美国食品政策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是58%支持转基因食品，37%不支持。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可度越来越差。

今年5月，科技日报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也在快速下降。

近年来，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也在降低

可见要向恢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光靠诺奖得主发声并不够，还要想想其他办法。实际上，公开信的发起人罗伯茨爵士就表示，转基因技术和一些大型农业企业使用这些技术是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没有害，但是一些公司可能使用得并不恰当。

这说明要向让公众接受转基因食品，至少要分两步。第一步，让公众相信转基因技术无害；第二步，让公众相信公司使用这项技术能得到有效监管。而在这方面，一些企业和科研工作者确有需要反思之处。

2012年在湖南发生的黄金大米儿童试验事件，即是例证。黄金大米的安全性有保证，实验结果也表明若黄金大米童“黄金大米”纳入饮食食谱，儿童健康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然而，此项试验违反规定、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不仅中方相关责任人被撤职，更引起了国内舆论的轩然大波，结果各种谣言满天飞，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不信任。

此外，我国一些地方转基因作物滥种的问题，也让公众对转基因监管不放心，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很多转基因作物对农民也有好处，滥种一些又何妨？

实际上，这种想法会为转基因作物推广埋下隐患。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等权威机构对转基因食品给出安全保证的，都是“通过安全评价并批准上市”的产品，而不是来路不明的产品。即使潜在危险小，但如果没有严谨的评估和监管，一个转基因品种出了事，也会影响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和整个产业的认知。

著名科普作家云无心曾表示，虽然自己支持转基因技术，也支持转基因产业化，但坚决反对“挺转狂”的三种表现：自己把法规判为“恶法”，就觉得违法有理；后来通过了安全审核，就认为之前的违规释放不该追究；不承认中国的转基因研发和产业中存在诸多违规。

政府完善监管制度，企业和科研工作者遵守法律，这两点的重要性不亚于转基因技术上是否可靠，同样是让公众相信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