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太高明的评论文章引发了对“限塑令”的关注
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已熟知。2008年6月1日起，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这就是许多人都听说过的“限塑令”，目前已经实行七年多了。
由于塑料袋是一种与民众关系很密切的日常用品，“限塑令”到底有没有用自然很多人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看来，这项政策确实没起到太大作用。因此这篇《“限塑令”施行7年名存实亡》的评论很容易就引起共鸣，甚至引发“批判公共政策”的责任感，这篇文章中的“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就能赚上千万元”更是容易引来叫骂。
不过，这篇评论文章前日引发关注后，有不少“心眼多”的读者却有所疑问。比如文章提到“全球每年塑料总消费量4亿吨，中国消费6000万吨以上”，考虑中国的人口这比例并不高，似乎表明不了中国塑料污染有多严重。再者，超市靠卖塑料袋一年赚千万元也显得难以置信，要知道塑料袋才几毛钱一个，超市哪有那么大的使用量？除非说的是大型连锁超市所有门店合计赚了千万元，但这就意义不大了。还有些人则觉得“名存实亡”说法与自身经验不符，因为他们感受到超市自带购物包的人是增加了。
超市使用自备购物袋的人确实在增加其实，考察一下这篇来自人民法院报的评论，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确实不太高明，而且从其他文章拼凑了不少内容，只是一些说法博得了眼球，引发关注有些偶然性。前述的疑点也确实有问题。首先中国其实是塑料生产大国、消费大国，2012年塑料制品表观消费量约为8400万吨，约占世界塑料消费总量的1/3，当然这与塑料袋是两码事，提这个内容本来就颇奇怪。再者许多报道都提到“大型超市一天销售购物袋平均为3000个”，塑料袋的营业额一年也就20万元左右，能找到最多的也就50万元左右，达到千万营业额几无可能。而且也称不上靠卖塑料袋大赚，不少超市负责人都提到卖出的塑料袋不到客流比例20%，不足营业额的1%。
所以，确实没有必要被一篇文章就牵着走。
各种数据、感觉打架，“限塑令”灵不灵众说纷纭
而昨日，果然就出了一篇反驳“限塑令无用”的有分量报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获悉“自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实施，7年来成效明显，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相当于节约840万吨石油、节约标煤1200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近3000万吨。”
报道还提到，根据有关协会调查，2009年以来，我国塑料购物袋消费量持续保持在80万吨以下，其中超市等零售场所保持在30万吨以下。2015年，国内塑料购物袋消费量约70万吨，其中超市等零售场所约30万吨。“消费者自带购物用具现象增多，不少学校等公共机构开展了宣传活动，购物袋多次重复利用意识增强。”——在官方看来，“限塑令”不仅有良好的环境效应之外，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非常肯定这一政策。
支撑这一说法的学界研究有不少，比较有分量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学者何浩然等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称通过在“限塑令”执行前后分别开展大规模调查，发现“塑料袋消费量的减幅在完全执行政策的超市达到近80％，而在未完全执行政策的农贸市场也接近60％，并且政策执行使与塑料袋消费相关的塑料袋使用效率、替代品使用行为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其他学者也通过类似的调查得到相近的结论。
不过，这种认为“限塑令”有效的说法，并未成为主流。自2008年以来，多数舆论确实认为这一政策的效果不太理想。经常有类似《 “限塑令”为何会沦为“一纸空文”？》等报道的出现，这些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大型超市商场“确实听话”，然而“集贸市场、路边小摊，不合规定的免费塑料袋信手拈来”，因此觉得整体上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农贸市场等地方依然是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这些说法也有数据支撑，一家叫“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组织2013年曾表示，“我国每年生产塑料袋需消耗塑料200万吨，从2008年‘限塑令’实施至今，5年间减少量仅是消耗量的10%。”这一说法与发改委“7年减少140万吨”的说法相比，减少量是吻合的，但整体消耗量不同，评价也完全不同。而按照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的说法，全球每年生产约700万吨塑料袋，“我国每年生产3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在他看来塑料袋问题也依然严重。
来自环境监测方面的数据表明，“限塑令”的作用不容乐观
如此众说纷纭，“限塑令”的效果到底有没有确切的结论？相比起对人们的模糊说法进行调查、和来自行业协会真伪莫辨的数据，也许考察来自环境监测方面的证据会更有意义。
2008年上海市杨浦区3个居民小区，在“限塑令”实施前后塑料袋消费情况对比，来自论文《“限塑令"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实例分析》复旦大学的周红等环境学者，曾在2008年实行“限塑令”前后，对上海市杨浦区3个居民小区塑料袋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考察的对象是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塑料袋。 结果发现：“限塑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塑料袋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居民日常塑料袋的使用量有所下降。但是，“限塑令”减量化的作用并不明显，基本局限于大超市和商场等正规零售商。对于占了消费结构近60％的无标识塑料袋，“限塑令”基本上没有起到约束作用。以至于当超市和大商场塑料袋的免费使用被限制之后，反而助长了无标识塑料袋的消费，从而架空了“限塑令”减量化的效果。
2007年至2011年间，上海市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的含量，来自论文《限塑令实施效果及对策探讨》同济大学的学者董晓丹等，则持续考察了2007年至2011年间，上海市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的含量。调查结果显示，“限塑令”实行后开始两年含量有所下降，却均高于“限塑令”实施前 2007年的数值水平。而且数值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到 2011年又有所反弹，未能出现塑料袋含量持续下降的态势。研究者认为，“限塑令”在施行之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又没了，“或许由居民环保意识、监管力度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尽管这两个研究都只是局部的数据，不过说服力相信还是足够的。在一位新加坡的评论者看来，关于中国“限塑令”的效果，相关研究显示只是毁誉参半。政府认为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环境研究却发现其作用甚微”。
生活垃圾中的塑料袋最能反映“限塑令”的整体效果关键问题在于“限塑令”很难彻底执行
看来，在“限塑令”到底有没有效这个问题上，多数舆论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实际，即在超市、商场等地方成果显著，除此之外效果不甚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消费场景本身确实有很大关系，大型超市本来就方便管理、政策执行也容易到位，而且在大型超市采购量通常较多、准备也较充分，去之前往往会带上专用购物袋。而在小商品市场、路边小摊、小卖部，本身买的东西量就不大，而且往往是临时起意去买，塑料袋往往是非用不可，额外为塑料袋付款很多人就觉得麻烦了，店家往往就把免费提供塑料袋作为默认服务，价格包含在商品之内，而监管部门则很难管得到。在一篇报道中，一位店主提到，她从来没有向顾客加收过塑料袋的费用：“肯定是不环保嘛，但如果人家买一点东西，你还要加收一毛钱塑料袋，那肯定以后别人就不帮衬了。”
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环节，也很难限制住那些不可降解的超薄塑料袋。有记者采访了一位塑料制品生产厂的负责人，他回忆称，2008年“限塑令”刚出台时，销量下降十分明显，他们厂塑料袋的销售额就从六七千万下降到两三千万，但近年塑料袋的销量出现了回升，有人还拿着超薄塑料袋上门要厂子帮忙“定制生产”，而想要恢复生产“超薄塑料袋”，对于任何一家注册过的塑料制品企业“在工序上并没有难度”，有的企业就会加入到违规生产的“阵营”中去。
塑料袋零散的消费场景太多，塑料袋生产容易、监管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限塑令”确实很难彻底执行，就算实行更严厉的“禁塑令”效果也未必佳。
改变现状还是要加强公众意识
其实，在居民消费集中在大超市、塑料袋生产也能良好监管的情况下，“限塑令”这种经济手段肯定是会起到作用的。爱尔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爱尔兰自发布塑料袋税（PlasTax）之后，仅用4年就将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94%。其做法是对塑料袋设定高价，达0.15欧元，后升到0.22欧元，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不仅达到了与禁塑令相当的减塑效果，而且有力改变了消费者行为。欧盟近期也发出“限塑令”， 要求欧盟国家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他们对经济手段也很自信，要求到2017年将这类塑料制品的使用量减少50％，到2019年减少80％。
但在不具备欧洲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另一个相辅的手段，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就非常关键了。就拿爱尔兰来说，在征收塑料袋税的同时，采取了大量的公众教育活动。每户家庭都会收到一份小册子，详细介绍了塑料袋的危害、为什么要征收塑料袋税、征得的税款将如何使用等问题。在爱尔兰，塑料袋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社会上已经形成不接受、不欢迎塑料袋的氛围。这也是爱尔兰得以成功“限塑”的关键。通过公众教育活动，让公众切实地认识到“限塑”的必要性，并且明确了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前述周红等的论文看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使得少用或不用塑料袋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二是能够充分发挥公众监管的作用。公众监督的广泛性、随时性，可以有效地克服摊贩等非正规经济所具有的分散性、流动性，能够显著地降低监管的难度和成本。
爱尔兰是减少塑料袋使用最有成效的国家，一方面用了经济手段，一方面也很重视公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