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农民工的年龄在50岁以上，图为在黑龙江，严冬里讨薪的一群60岁左右的农民工（图/澎湃新闻 程艺辉） 欠高龄农民工薪水的主要是房产业
房产业是欠薪最大户，弱势的高龄农民工在这里聚集
做建筑工人最容易被拖欠薪水，这是有官方定论的。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建筑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行业，被拖欠者占比为1.4%，位处第二的制造业则为0.6%。
而建筑业又是高龄农民工打工的集中地。澎湃新闻关于高龄农民工讨薪难的报道，案例也基本集中在房产业。业内人士称，事实上，近年来，建筑工地上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
直观来说，制造业更强调技术门槛，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往往对年龄有要求。学历普遍较低的高龄农民工选择有限。建筑业里存在大量的技术含量低，又需要吃苦精神的用工需求，两者刚好匹配。
在建筑业，老一代农民工的数量要大大多于新一代房产业亏欠高龄农民工薪水等保障，有三大幕后推手
从利益链看：万恶的层层垫资与分包机制下，农民工成为最末端的“虾米”
房产业的层层分包制度十分独特，是一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利益链。开发商拿到地之后，是这样的流程：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示意，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说，分包商拿到工程之后还可以层层分包下去；承包商往往有明面和实际之分，前者只是“出租”资质，躺着数钱，后者则借用前者的资格行事。
不难看出，在这个利益链里，越靠前越挣钱，而末端则是农民工了，他们要承受这个行业的所有糟粕。在这个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垫付。
去年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调查）指出，由于开发商把资金都尽可能地调去“圈地”，在工程开工之后，总承包商往往需要“垫资进场”，由此形成连还债。报告作者深度追踪了138起集体讨薪案例，统计显示，“高达82.6%的涉事工地存在总包施工单位的垫资行为，其中商品房与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1%与94.4%。”这样严重的垫资情形，欠薪似乎成为了必然的选项。
从历史看：农村 “集体主义”与熟人社会的传统被房产行业所利用
澎湃新闻重点报道了一位叫陈金海的65岁农民工的故事。2013年6月，陈金海前往四川宜宾南溪区法院审判庭项目建筑工地做防水。为赶工期，除自己动手外，他还喊来8名老乡一起做，变相成为一个小包工头。几个月后，防水工程完毕。找工头向某要钱，对方支付了5万元后再也没了下文。后来，人也找不到了。而一向名声好的陈金海成了工友们的追债对象。
以上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建筑行业最底层的包工头与工人的关系，他们往往是老乡、亲戚、邻里，靠着乡村社会的信任来树立关系，然而倘若遇到欠薪，最终可能反目成仇。我国房产业最初的发展正是依靠了这样一层关系。
65岁的陈金海成为“夹心”（图/澎湃新闻 程艺辉） 亓昕的论文《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与再生产分析》有深入的解读。我国建筑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大型建筑企业开始不再保留固定的工人，转而依靠分包。而在此前，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建筑施工队。因此，建筑工人也由城市向农村过渡。然而，农村建筑工人不再享受城市工人按月支付工资的待遇，反而欠薪支付成为普遍的现象。一方面，在大锅饭年代，日常记工、年终结算是农民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建筑队由村里的能人来带领，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起了作用。因此，农民工对于“押后支付”并不敏感。企业自然求之不得。
甚至，这样的用工被制度化了。国务院、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等部门曾于1990年10月联合下发了一则推广经验的通知，明确指出: “推广鲁布革工程（编辑注：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管理经验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施工管理体制改革，有步骤地改组施工企业，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总承包公司（集团）为‘龙头’，以专业施工企业和农村建筑队为依托，全民与集体、总包与分包、前方与后方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建设企业组织结构”。另一些地方文件则明确，“不准许使用外地零散民工”，即农民工必须加入到建筑队里才有活儿干。
上个世纪80年代建设的鲁布革工程里，关于农村建筑队的使用被作为经验推广站在现在看，一些地方政府自己的项目也严重欠薪，更加深了讨薪的困难程度
对于房企，往往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让农民工讨薪很难。倘若一些涉及欠薪的工程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的，那么问题便更严重了。例如，在保障房建设中主要采取“开发商垫资—政府回购”的模式。如此一来，资金必定层层压榨，拖欠工资蔚然成风。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甘肃省建投集团七建集团公司劳务领包队的队长康仁在采访中坦诚， “我发现这几年保障房领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或事业单位成了‘欠薪大户’，因此我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清查或监督力度，让农民工不再为工资拿不到手而发愁。”
今年11月，两名打扮成钟馗的人和1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省郏县房管局门口讨薪救济“讨薪爷爷”，起码从两方面做起
62岁的邵贵合靠每天出门捡垃圾获得讨薪期间的生活费，精疲力尽（图/澎湃新闻 程艺辉）其一，建立由政府、开发商、建筑商三方出资的保障金和救助金
早在十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在探讨推行欠薪保障制度，即由建筑商在工程开工前交一定的押金给劳动保障部门，一旦发生拖欠行为，则从这笔资金里支付工钱给工人。这个办法的初衷很好，但是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举个最近的例子，甘肃曾经两度发文要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但是据《兰州晨报》的最新报道，甘肃靖远一在建宾馆项目拖欠80多名农民工工资近一年，建筑方并未缴纳保证金。在一个需要层层垫资入场的产业里，自然能逃是逃。一旦存在地方保护等猫腻，则“顺水推舟”了。
实际上，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形成欠薪顽疾，是整个房产业对农民工的欠债，不仅仅开发商、建筑商有责任，收取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也有责任。那么，在欠薪保障金和应急救助金的建设里，便不应该仅仅强调建筑商的作为，加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责任也是应有之义。而当三方都需要出资的时候，也许对于垫付现象也有缓释作用。
收取了大量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在构建欠薪保障金制度中是重要的一环其二，明确总承包商对一线工人的责任 ，不再让包工头当“替罪羊”
为了打击欠薪现象，《刑法修正案（八）》里还专门规定了“恶意欠薪罪”。然而，梳理这个罪名的实践会发现：在制造业，往往工厂老板进去了；可在房产业，则基本被“包工头”给“承包”了。根据前述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从调查来看，签订劳动合同并持有劳动合同原件的工人比例只有5.1%，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则高达95%（其中，签字被收走的比例为8%）。如此低的合同签署率，怎么去处理建筑商的责任呢？包工头就成为“包一切”的责任人了。
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里已经明确，落实清偿欠薪的施工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而推动总承包企业与一线工人签项目合同，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由于建筑业存在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国外也盛行分包，然而并不意味着欠薪，关键是劳工权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