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本是一种善举，但现在很多放生行为却起了变化
保护濒危的生命、让其回归自然，放生行为本是一种善举
作为一种善举，放生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佛教传入后，其所倡导的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等思想更使得放生活动盛行起来。“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在他们的修行中，不杀生、放生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慈悲心，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类检讨自身，追求平等、自然、和谐的高尚道德行为(本部分关于教义的论述鸣谢德光法师提供支持）。到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保护濒危的生命、让其回归自然的善举仍深受民众欢迎。根据广东放生协会统计，仅在广州，民间放生团体就有不下30个，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放生活动在广州各个山林、水域发生。
近年来一些放生行动却越来越形式化，有些甚至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放生本义是在看到生命要被屠杀，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出钱赎买并将其放归自然的解救举动。这样不只护生，也对那里的生态环境有好处。这种行为不限时间、地点、场合随机而起。
而近年来，许多放生行动却渐渐起了变化：行动是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如每周六早晨，都会有数百名佛教信众聚集在上海黄浦江畔放生，上百人人手一盆泥鳅，伴随一旁高僧的诵经声，排着队往江里倒，据媒体报道，每次短短3个小时内，就有约2000条泥鳅被倒进浑浊的江水中；放生的时间也有讲究，很多放生者赶在初一、十五、佛菩萨圣诞等日子集体放生。记不清楚没关系，网上有《全年最佳放生时间表》；而在一些佛教胜地，游览者也容易触景生情行放生之举，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各大寺庙放生池里乌龟被大量放生后的“龟满为患”场景。
全年最佳放生时间表(网络截图）更有人把放生经营成了一门生意：有些放生者为了完成自己放生动物的心愿，会与经营者预定下需要的动物→经营者则根据市场的需求，向那些捕捉者下定单→捕捉者再按定单去捕捉→然后将捕捉到的动物送到市场→经营者把动物卖给放生者。由此催生了放生“一条龙”产业链，甚至“循环再利用”。各地花鸟鱼虫市场逛一圈你就会发现，野生麻雀、八哥、画眉被统称为“放生鸟”，已然成为功能独特的新品种。
如此放生，脱离了放生的本义，甚至贻害无穷
这样的放生其实不顾动物死活，常常是“放生”变“放死”
放生是一项技术活，讲究“天时地利”，需专业人士来研究环境是否适合所放生物生存，还需要考虑放生的时节、气候。人工养殖的动物到野生环境基本活不了，而野生动物也需要有一个野化训练，以重新适应野外生存，而现在很多放生只顾买了活物放，而不注意所放生命的死活。
每年八九月，北京什刹海前海水面上都会出现一片翻白的死鲶鱼每年到八、九月，北京什刹海前海水面上就会出现了大量翻白的死鲶鱼，少则数百斤，多则上千。它们是在什刹海火神庙的放生祈福仪式上被放生的，这些鲶鱼本是人工养殖，非什刹海“原住民”，根本不适应这里的水体环境，所以被放生后很快就会死亡。事实上，这种“放生”变“放死”的惨剧真的经常发生，每年农历初七、十八之后的几天，很多城市的一些公园和郊外便会出现上百只麻雀成片死于草丛中的惨状，这些麻雀都是被买来放生的。由于麻雀素有不吃“嗟来之食”的特征，加之放生环境不适合等因素，便出现了被放生的麻雀大批死亡的事情。
外来物种借放生大规模入侵导致当地生态环境被破坏，个人错误要全民买单
在全世界，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都已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话题，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已达500种左右，全球100种最有威胁的外来生物中，我国已有50余种，成为遭受外来入侵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放生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途径之一。
一名妇女手拿准备“放生”的两只巴西龟乌龟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无需赘言，但如果在今天中国的江河湖泊里发现一只龟，仔细核查它的身份，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只洋龟——头部两侧长着红斑的巴西龟。因为这种洋龟样貌漂亮、容易饲养，并且价格便宜，被大量引入我国，也成了放生的热门物种。事实上，巴西龟是世界公认的“生态杀手”，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而保守估计，如今我国有几千万只“野生”巴西龟，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了它的老家美国。借由放生，它们大规模侵蚀生态资源，受其排挤，很多水域的土著——草龟无处容身，已经变成了濒危。
更不用说不考虑他人安全，随意乱放有危险的动物
放生是要救度众生，不能影响他人正常生活，更不能危害公共安全。但形式化、商业化的放生行为并未坚守这一原则。
深圳梧桐山，因其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周边人们的放生首选之地。“梧桐山上有人放生毒蛇！”2014年8月，一条微博引起了人心惶惶。梳理历年来的新闻，这种放生并非孤例，早在2008年，青岛崂山南北岭社区村民就被放生的千余条群蛇骚扰，每到中午、晚上，放生到山谷里的蛇就会往村民家里爬，这让村民们苦不堪言。作恶的还不止蛇类，2014年广州市从化镇黄茅村5人放生了千只坑渠老鼠，引发鼠患。今年八月，深圳盐田海滩曾有男童被放生的海鳗、石鲈咬伤，双腿缝了100多针。
放生毒蛇的行为涉嫌违反《刑法》，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胡乱放生现象，除了商家，个别放生者和某些寺院恐都有责任
个别放生者热衷放生的动机演变成消除日常“罪孽”
虽然大多数信徒参与放生是为了保护生命，是为了真实的慈悲之念。但也存在一些放生者是只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他们平常并不做行善之事，一旦事业不顺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发财了想做一点功德，也去放生……甚至有人总结放生的16个好处，总结起来放生成为以贪心追求各种功德利益、福德果报的手段。这样的放生完全成一个“放”的形式，当然不会注意到动物的习性、保护级别、分布地区和放生注意事项，也不关心死活。
某些推波助澜的寺庙更是对此负有责任
一些放生行动越来越形式化、商业化，脱离佛家本意，除了不明就里的放生者，某些寺庙确实负有责任。
在百度上输入“佛教放生”或“某地放生”，就可以看到难以计数的有关专门网站，上面有某某放生“专业团体”的放生预告、募捐账号、联系电话等信息。查看这些团体的组织者，除了打着佛教寺庙旗号的居士，也不乏一些佛教寺院的身影。而规模宏大的放生活动，一般多是佛教寺院组织的，并且日益增多。而放生的物料，由寺庙组织人到农贸市场购买，放生者再捐钱给寺庙放生。按照寺庙的意思，捐资放生的动物数量越多、价格越贵，功德就越高。
九华山圆通寺2011年农历2月19大型放生法会功德芳名事实上，各地寺庙“功德碑”上名列榜首的也多为捐资多者。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在海南三亚的南山佛教文化中心内，有一个放生点，明码标价放生海鳗、小鱼、乌龟等，乌龟最高索价5万，海鳗每条88元。放生俨然成了它们的摇钱树。
放生要回归到护生，不能与初衷渐行渐远
今天放生活动弊端丛生，令人诟病，不是放生本身的问题，而是认识和方法上的问题。
放生应该着重慈悲内涵，而非形式。如果为了佛祖诞辰或各种祭典而购买生物来放生，不但不是一种功德，反而是一种罪业。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曾经明确提倡随缘放生，应该坚持放生物命、时间、地点三不定的原则，表示反对佛教徒扎堆赶在佛菩萨纪念日放生的做法，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何科学放生也是重点。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协助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北京广化寺编写出版了《佛教放生指南》，按照科学的分类讲解了各类动物的习性、保护级别、分布地区和放生注意事项。此外，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所言，还需要建立放生协作机制，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与合法的民间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组织携手。
野生动物复健员正在工作事实上，放生只是野生动物复健（wildlife rehabilitation）的最后环节。野生动物复健指为那些受伤、遭遗弃或者其他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提供救护、安置、喂养，最终使其返回自然的活动。动物复健是伴随着环保主义一起兴起的。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严谨、科学、有序的高度专业化社会行为。在许多国家，单凭热情热心是不能成为野生动物复健员的，虽然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志愿工作，但还需要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