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还会帮助一个流浪汉吗？

拒绝帮助流浪汉，是当下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反应

我们很少会对流浪汉的求助施以援手，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时甚至厉声呵斥

这个引爆网络舆论的视频是基于一次真实的社会实验，两名流浪者（一名是自愿体验流浪生活的志愿者、另一位是真实流浪者“小广西”）分别在北京西客站、三里屯，以及广州街头向陌生路人求助借手机一用——要过中秋节了，给家人报个平安。结果张口问了300多个人，只有20多人出手相助。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面对“你是否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的提问，多数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当然愿意”。

当然，从统计学来说，街头实验属于偶遇抽样，是所有抽样中随机性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类，并不能通过局部反应整体。但这次实验的结果显然符合社会整体情况——我们很少会对流浪汉的求助施以援手，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时甚至厉声呵斥。而哪怕他们没有求助我们，我们也会充满戒备。杭州市图书馆从2003年起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虽然流浪汉获准入馆，却遭到很多市民的投诉，称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趋利避害是人类天性，大多数人拒绝帮助流浪汉情有可原

就该实验而言，在街头这样高风险的环境，借手机给陌生人，本就值得掂量

“助人为乐”被认为是中国人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美德。而借用下手机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助人之行，对被求助者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并不损失什么。所以视频中多数路人的反应乍看之下确实让人感到难过。不过设身处地去考虑，事情又并非那么简单。

当下社会，手机并非一件上千元或者几千元的物品那么简单，而是装满个人隐私数据的私有物，万一丢失，可不仅仅是损失一些财物，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等一系列麻烦，在这个社会成本如此高昂的时代，自然容易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街头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人来人往，陌生的市民迅速流动，如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必然是所有人都比往常更多充满了戒备，充满了不可信任感。2014年12月底，在天津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滨江道，新华社记者曾以手机没电为由，随机向来往的百余名路人借用手机，其中多为年轻人和中年人，成功率不到20%。

而流浪汉身份的难以辨认，行为的不可预测等，使得很多人难以给他们关爱

流浪汉无家可归，其情可悯，是事实。但社会普遍上对流浪汉印象恶劣，心存反感甚至畏惧，同样是事实。

穿着一身破旧衣服，头发蓬松而油腻，手里还拎着一个脏兮兮的大袋子，流浪汉的形象常常很邋遢

正如视频中的一位流浪者是由志愿者所扮演，在很多情况下，流浪者是可以假扮的（类似事件已经被媒体屡屡爆出）。他是真的遇到难处的流浪汉，还是别有企图的骗子，并不是很好辨认。作为一项社会实验的假扮，扮演者没有恶意，但其他情况下，并不好说。如果只是博取同情心骗取钱财还好，最怕的是还有谋财害命的情况。去年7月4日凌晨，深圳市就发生一起恶性抢劫事件，两名男子假扮流浪汉睡在某银行自助服务区，对前来存款的李某实施抢劫杀害；而即使流浪汉的身份是真实的，心怀戒备似乎也情有可原，流浪汉一无所有，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其行为常常不可预测。换言之，对于靠近我们、开口求助的流浪汉，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

此外，虽然流浪汉不等于乞丐，很多只是陷入了生活的困顿，但在大部分人看来，流浪汉就等于好吃懒做，陷入困境是活该，也强化了不愿帮的心态。

背后反映的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无人扶弱不能归咎于国人的道德滑坡，而主要在于社会信任的缺失

不管是要掂量环境的高风险性，还是不放心流浪汉难以辨认的身份，不可预测的行为和好吃懒做的恶习，视频中不借手机的理由，并非人们不善良。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多数受访者已表示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这并不是虚伪，而是默认了一个前提：一个确实有困难的人来求助，没几个人会拒绝这种举手之劳的善良。只不过，在遇到一个突发的请求时，对安全的担忧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主要的意见。他们最终拒绝流浪汉的求助，多是担心碰到骗子。“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陌生人的防备俨然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意识

这种对陌生人的防备俨然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意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转型期的社会，此类事件频出。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扶老人的问题。

自2006年彭宇案发生，“扶不扶老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成为民众广泛关心的话题。而这次的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历经一波三折，起初女学生一方坚称没撞人，被讹了，获得舆论一边倒的支持。而淮南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时互有接触，女大学生负主要责任。虽然事件已经发生反转，但多数网友还是表示怕被老人讹。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中国离开了熟人社会，但还未进入陌生人社会，互相之间仍只信任熟悉的对象

社会信任为什么越来越难？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滑坡”，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出现了分化，以致社会广泛出现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在当年大家都不怎么富裕的年代，类似的社会问题自然相对较少。

事情发生后，淮南女大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被讹了

而如今，社会、经济各方面出现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相当不均衡。一个显著的落后之处是，我们虽然离开了熟人社会，但尚未完全转入“陌生人社会”，人们互相之间只信任熟悉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和互利互助的精神尚未形成风气。以“扶不扶老人”为例，扶起摔倒的老人，结果肯定不止“做好事反被讹”一种，还有老人真心感谢、老人主动自救等等没有纠纷的情况，但如今老人已经打上了“变坏”的标签。一旦事情发生，网友第一时间代入的是自己扶人可能被讹，而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家老人可能确实被撞，但撞人者却不承认；流浪汉的负面标签亦是如此，根据社会学研究，导致一个人无家可归，而成为流浪汉的原因，粗略分类就有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疾病因素等，而非简单的好吃懒做就可以描述，而且流浪汉群体也不天然代表高犯罪率，所谓“看上去不像好人”，也是在熟人社会信任支点不断松动后，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所演变成的“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能够帮助一个流浪汉的社会”实际上是“陌生人社会”

虽然离开熟人社会，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不断松动，但这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简单来说，在习惯与陌生人相处的社会，由于社会的普遍信任度高，帮助他人的机会自然也相对较高，在发达国家，为“能不能帮助流浪汉”“可不可以扶老人”这种事而掀起全民讨论的事情可以说极为罕有。

而这个转型过程，显然非骤然可以完成，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定力。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用法律、信任取代道德的规范作用。例如对流浪汉群体里一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切不可因存在着管理难度，就放纵实施者在实施完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全身而退，而是“伸手必被捉”，相应的，陌生人之间的警惕心便会减弱，信任感便会增加。

“小广西”20年来辗转于广东各个城市，“曾丢失手机又挨饿7天，都未曾开口向路人借过手机”，甚至从未靠乞讨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