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哗众取宠，2020年中国确实有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
论断不是空穴来风，林毅夫判断的前提不可忽略
世界银行2011年国别收入分组标准所谓高收入国家，其衡量标准是由世界银行设立的，实际是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的分组。如上图所示，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虽然在统计上，GNI与GDP有些许差距，但一般认为两者相当，且核算GDP要比GNI容易得多，因此在与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比较时，常用人均GDP的数据代替。
阅读发言全文，可以发现，林毅夫得出“很可能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判断，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中国能维持每年百分之七点多的增长”，二是“人民币不断增值”。因为现在以美元核算的人均GDP都是名义的，既要考虑经济增长率，又要考虑到汇率变化。而目前来看，这两个前提都可能成立。
2010-2014人均GDP前提一基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林毅夫提到，“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要在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应该达到7.2%，那么中国在2011年的时候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的增长速度是7.8%。那么这个9.3%跟7.8%是比7.2%快的，这代表着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长的速度是6.8%。”
世界银行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再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虽然GDP增速有下降趋势，2017年GDP的预测值降低至6.9%。但在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努力下，2018-2020年这三年的GDP增速有望“达标”。
对于前提二，经济学家们观点不一，但央行近日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未来人民币还会进入升值通道。央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基于对这两点的乐观预测，2020年中国实现人均GDP收入在12476美元以上，确实不无可能。
但也有意见相左者，认为五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在2011年克鲁格曼曾发文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方面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基础建设，另一方面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数量在增加。因而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但至今他所预言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发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在《克鲁格曼不懂中国》一文中，指出克鲁格曼在今年一月份访华过程中表达的态度：“我并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纪录真的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但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意义并不大
收入分组只是与世界银行的工作内容有关
类似于生活中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了解贷款人一年能挣多少钱，根据贷款人赚钱的能力分级，发放对应额度的贷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在《中国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有多远》一文中指出，世界银行对国家按照收入水平加以分组的目的，是为了在开展、发展援助时，识别受援国和贷款国的经济能力。只不过，银行贷款是你挣得越多，信用越好，则贷款的额度越高，而世界银行则贯彻以下原则——“越穷的国家，在获得援助和贷款时，应该赋予更优越的条件。”
收入分组是世界银行为了更好的开展经济援助变成高收入国家，也只不过是经济成就的一张快照
刘培林指出，“目前7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的44个非OECD（编者注：即经合组织）成员，不少依靠资源产业为支撑，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很高”。比如以靠卖石油赚钱的土豪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在高收入国家之列。
此外，即便进入高收入组，也有跌出榜单的可能。刘培林举例——“韩国1995年跨入高收入行列，1998-2000年跌落到上中等收入行列，2001年之后才重回并逐步巩固了高收入行列的地位。”
还要考虑到，高收入经济体发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国家间的差距巨大。刘培林援引数据称，其中“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10.5万美元，最低的仅有1.2万美元”。
因此，变成高收入国家也只不过是吸睛的一个标签而已，就和“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标签是一样的。中国获得的成就当然要承认，但要警惕这些标签隐含的“唯GDP论”。
况且，国家的“高收入”和民众的“高收入”并不挂钩
国家高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收入高，但民众对“收入”很敏感
如前所述，国家高收入指的是人均GDP/GNI高， 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不代表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高，这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GDP上去了，但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了。
比如，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6992美元（按人民币来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3320元，世界银行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出入），但据统计，2013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不到9000人民币，城镇居民也就只有约27000块。这就是为什么公布的国民收入和民众的实际感受有很大差距，民众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拖了国家后腿”。对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评价，不仅要看人均GDP，还要看国民生活水平、收入分配机制是否公平合理等。
收入差距的存在，使“被高收入”的感受更为明显
不患寡而患不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中国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一文中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背后反映出了我们一些制度的不公，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偏向于城镇居民而忽视了农村居民。而国家卫生计生委上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19倍。
二是垄断行业和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这一差距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李实指出，很多人认为垄断行业员工一般学历高、素质高，所以拿比较高的工资很正常。但实际上，研究发现，这样的工资差别，只有不到40%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垄断利润。
三是腐败、非法收入、权力寻租造成的当前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贪官获取的灰色收入数目总是很惊人，以至于网民开玩笑说，贪几百万的简直是清官。另一方面，寻租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均，行贿者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比如被称为“高铁一姐”丁书苗，其财富急剧膨胀的背后，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给予丰厚的资源支持。
正是现实中，种种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实际收入与预期不符，公布的平均收入数据总是会被吐槽。
普通人更关心钱包鼓不鼓的问题并且，国民收入分配对衡量国家经济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能及时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杨丽在论文《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研究》中的研究指出，拉美和东亚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而在以前的专题《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该靠少涨工资》中，曾引述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的观点，他认为较小的贫富差距才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日韩和拉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