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道真有必要铺满全国吗?

最近,又有不少城市在集中整治盲道。长期以来,媒体质疑盲道,全部集中在“占用盲道”这个问题上。但少有人去分析为何国内盲道被肆意占用,也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从来看不见盲人走在盲道上”,更无人去思索国内的“盲道大跃进”是否真的有必要。一些看起来一定对的公共设施,其实也有讨论空间。 …[详细]
这样的盲道,是对视残者的侮辱这样的盲道,是对视残者的侮辱

中国的盲道,不是铺给盲人的

盲人如果不敢独立使用盲道,盲道就毫无价值

盲道存在的唯一价值,是让视残者能独自出行。若每次视残者出行,都是靠亲友协助,其实是不需要铺设盲道的。所以,如果盲道达不到让他们“独自出行”这一目的,其存在的意义便荡然无存。

中国有多少视残者?2014年数据显示,我国约有视残者1731万人,占全世界视残人口总数的18%。并且,世界卫生组织防盲防聋规划主任Thylefors指出,每年在中国都有约45万人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会出现一个新的盲人。

从绝对数字来看,我国视残者大量存在的现实是不容忽视的。故盲道问题,颇值得讨论。以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为观察窗口,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何我们从来看不见盲人走在盲道上?如果大多数人都有类似体验,则说明我国盲道的使用率确实堪忧;从专业论文中针对视残家庭散发的调查问卷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至少两篇关于中国城市盲道使用问题的论文中,被调查的视残者表达“会独自在盲道上行走”的人数都是0人

不敢走如此盲道,是正常,敢走的是勇士不敢走如此盲道,是正常,敢走的是勇士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道理很简单。曾有视残者写信给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站在盲道上不禁心惊胆战,这哪是盲道啊!分明是个超级杂货铺!小到卖鸡蛋的、卖早点的,大到汽车、摩托车……什么都有!您说就这种配置我们盲人敢走吗?”

集中整治盲道,会对视残者造成欺骗,若真信任后果严重

长期以来,媒体质疑盲道,全部集中在“占用盲道”这一问题上。这直接带来一个后果:地方政府会倾向于用运动式集中整治的办法,来清理被占用的盲道。比如南京落马书记杨卫泽,在青奥会来临前,提出“大干一百天”的口号,全市所有体制内人员都要行动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清理盲道。在“大干一百天”结束后,南京宣布所有盲道达到了“完好畅通的效果”,盲人可以放心使用。南京本地媒体也跟着宣传,叫好点赞。

青奥会结束后,南京盲道原形毕露青奥会结束后,南京盲道原形毕露

遗憾的是,在青奥会结束后,盲道被占用的情况恢复原样。如果视残者不谙世事,对整治行动的效果信以为真,那无疑是把自己推向不归路。

无处不在的盲道,导致了一系列后果

国内盲道存在大跃进式建设,只管建,从不管能不能用

盲道的作用既然是帮助视残者正常行走,是不是越多越好?是不是覆盖的面越广,越体现对盲人的重视?如果不仔细考虑,确实会得出肯定的答案。至少地方政府是这样认为的。

盲道在国内的推行时间比较短,80年代末期开始由残联推动,直到2001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明确要求,城市中新建主路应铺设盲道。但和其他所有公共项目一样,真正能推进盲道建设的,还是要靠政治性。这里特别要提两个评选,这两个评选,直接推动了国内盲道的大跃进式建设。

第一个是“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从2005年开始,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用极高的热情来参选,而在考核项目中,盲道的覆盖率是城市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并且,在考核体系中,并没有注明只抽查主干道的盲道覆盖。所以,即使在根本不适合铺设盲道的路段,也要强行铺。作为变通手段,有些盲道的宽度过窄,达不到规范要求的最低限30cm,但无所谓,只要有就行,能不能用不重要。

另一个是“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的评选。如湖北襄阳市,在2010年参评“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时,提出在全市公共设施、道路内的盲道设置率达到100%。这种盲道大跃进式建设体现在很多参评城市身上,直接导致盲道的铺设与民生脱节:有些城市将盲道铺上了过街天桥、立交桥,而这恰恰与视残者的出行习惯相悖,你见过哪个视残者会去立交桥?他们最怕的就是立交桥;在一些人流量很大的人行道上,也铺设盲道,但视残者不会到行人比较拥挤的人行道上行走。

立交桥下的盲道,毫无铺设必要立交桥下的盲道,毫无铺设必要

在这种背景下,盲道被占用几乎是必然

日本这个国家,着实把关爱弱者的思维贯彻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单看盲道,日本是绝不可能出现被占用的情况的。国内媒体在痛斥盲道是摆设时,常喜欢用日本来作为参照。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盲道被占用,一定是不可原谅的吗?

日本一处地铁漏雨后,紧急处理措施偏执地避开了盲道,这一细节足以说明日本的盲道不可能被占用日本一处地铁漏雨后,紧急处理措施偏执地避开了盲道,这一细节足以说明日本的盲道不可能被占用

不少媒体报道过北京的北五环辅路上,盲道被私家车占用的现象。乱停车固然不对,但北五环辅路,路上的行人可以用“人烟稀少”来形容,更别说出现视力残疾者。中国盲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李伟洪说:“不要说五环,二三环路的辅路修盲道,都是没有必要的。”本来就没有必要修盲道的地方,盲道被占用,这几乎是必然。

按照要求,盲道宜设在距围墙、花台、绿化带等障碍物0.25至0.50米处。但由于我国盲道只追数量不追质量,很多盲道都铺在人行道中央,它自然有很大概率会被各种市政设施、商业设施、自行车或多或少占用。比如,在城市建设规范上,人行道的设置应该考虑到自行车的停放问题,若在没有考虑车辆停放的情况下,还要解决自行车的停车问题,这必然构成一个矛盾,造成的结果就是人行道被大量车辆所占用,设置在人行道上的盲道不免也被殃及。

盲道的建设和使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叶公好龙者学不会

不少地方政府在建设盲道上,总是抱着一种要把盲道贯穿全市的想法,恨不得顺着盲道走,能把城市绕一圈。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徒增难度。尤其是在十字路口,需要过信号灯时。对盲人而言,到路口后,需要提示音来帮助自己过马路,这就需要在普通红绿灯的基础上,加装提示音装置。

首先,国内尚有很多城市没有红绿灯语音装置,这是明显的为建盲道而建盲道,仅仅止步于道路验收;其次,在有提示音装置的城市,也仅仅是程式化,而非人性化。北京市从2002年起,在各区县商业网点、主要大街、旅游景区、医院、车站等周边道路安装了红绿灯声音提示系统,缓慢节奏的“嘟——嘟——”声代表红灯,紧凑的“嘟嘟嘟嘟”代表绿灯。看起来还不错是吧?

可如果盲人信这种提示音,也是把自己送往不归路。在北京地铁4号线菜市口站D口附近,有个东西方向的行人红绿灯,红灯亮起时,慢速的“嘟——嘟——”声提示人们原地等待,但此时,5米外的南北方向指示灯亮起绿灯,急促的“嘟嘟嘟嘟”提示音与东西向的提示音混杂在一起,很难辨别究竟哪个声音才是东西向指示灯发出的。更夸张的是,百米外的地铁C口附近,两个方向的行人红绿灯,干脆设在了同一根灯杆上。两种提示音同时响起,快慢相错,视残者更分不清楚。

曾有残联的人建议,除了用不同的发声频率来区分红灯、绿灯外,还应用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方向的红绿灯。“比如南北向的用高音调,东西向的用低音调,视残者对这种音频、音调变化还是比较敏感的,肯定比同一声调更好辨别。”但目前全国无人理会这类意见,没人去管盲人到底能不能安全使用红绿灯声音提示系统。

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光是提示音这种细节,就有很多用心之处。比如香港,红绿灯提示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周围噪音大了,提示器发出的声音会大些,安静的夜间就很小。这样既不扰民,又方便了盲人;在美国,到了十字路口,只要按住电线杆的按钮持续4秒钟后再撒手,扩音器里就会有长达16秒的语音提示,告知红绿灯的转换情况,车流的疏密、急缓,以及东、西、南、北4条路的路名。

总之,盲道的使用,是需要系列配套工程共同配合、辅助的。观察一个国家的盲道是不是真的用心为盲人服务,不要去看盲道的里程、覆盖率,而要看相关配套设施是否完善,虽然它们不像盲道那样显眼,却是真正做在实处的。

在盲道建设上,换个思路并不可怕

为什么一定要学日本,不学美国?

日本的盲道,一直被国内媒体津津乐道。但一个现实的背景是,日本社会秩序中,最高的准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绝无可能出现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再加上早期规划合理、配套完善,盲道才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能做到这样,固然好,但在现阶段明显做不好的情况下,全世界并不是只有日本值得学习。

相对于日本的寻路系统,美国的盲道完全是一种逆向思维。只在一些可能对视残者造成危险的地带,用“可探知警示”加以提醒,视残者可以利用草地的边缘、路缘石、隔离带,来帮助自己定位方向、引导前进。只要道路规范,秩序良好,盲人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连中国盲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李伟洪都说,盲道没必要这么大面积地修,除非视残者对周围的情况非常熟悉,否则在陌生的地方,视残者肯定不敢随便走盲道。但这种话说出来一定找骂,关爱弱势群体的政策,谁也不敢说不支持,北京市残联研究室主任厉才茂曾经因为一句“北京的盲道也许建多了”,而遭到猛烈抨击。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反对建设盲道的声音,这次不妨听一听。国内著名的无障碍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周文麟在厦门(近些年大搞盲道建设)呼吁,城市要少建设盲道。他说,“以前的盲人出门,是走在马路边上,用手杖敲打路沿石发出声音,听声辨位,但车子越来越多,盲人行走十分不安全。如今,指引盲人走路的设施主要是人行道上的盲道。然而,对于盲人走路,盲道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认为,盲人有盲人的行为心理、行为方式和规律,他们主要是听声音,起先他走盲道,发现盲道被车子占据,往后就不会再走盲道,如果路边有围墙、栅栏、绿化带,会比盲道更有用。

在目前中国盲道普遍已经丧失视残者信任的情况下,优化盲道的资源配置更为重要,把在偏远地方修建盲道的资金,拿到维护重点生活区盲道上,可能更为必要。

结语

不能因为盲道是关爱弱势群体的公共项目,就免于讨论全国大面积铺设的必要性;更不能因为要把它做成形象工程,就对使用效果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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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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