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型官员弃政从商，有一定市场
梅永红是典型的技术型官员
总的来说，这次获准辞职的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是个言行一致的人。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他就已经开始对媒体抱怨自己的工资问题。但他不止于抱怨，在公务员薪资目前不可能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现实下，梅市长选择辞职，这和一些叫苦连天却寸步不让的官员比，更让人相信他的抱怨是真的。
梅市长(图中）抱怨自己的工资只有7000，并直言下面的县委书记更惨，只拿3000，比不上工人梅市长离职后，加盟的是深圳华大基因。华大基因看重梅永红，不是他地级市市长这个头衔，而是他履新地方之前，在科技部多个部门间辗转腾挪的经历。尤其是他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和华大基因的业务多有交集。
即使只从市场化的角度考量，一些官员并不是没有市场。尤其是技术型官员。虽然公务员辞职潮近两年来从未发生，官员辞职潮更是无中生有，但从局部来看，确实有一些技术型官员，在谋求更好的发展，并且已经行动。
这里需要对技术型官员做个定义。我们给出三个标准。其一，在官员个人履历中，其初始学历较正规，不来源于党校或函授；其二，官员个人从政经历较为集中在某一领域，不会发生“山西安监局长调入山西文联任职”“哈尔滨畜牧兽医局长调任教育局长”这种情况；其三，官员所在部门，离意识形态较远，多重实务。
哪些技术型官员会受到企业青睐？
经过对近些年来，党内辞职的技术型官员原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规律：第一，他们往往来自强管制部门，尤其是行政审批较多的部门；其二，该部门有着十分庞杂的政策法规，体制外的人，没有充分浸淫的机会，很难得其要领。
而企业之所以看重具有这两种特质的官员，也非常容易理解：强管制下，需要官员的人脉来润滑；政策法规复杂，就需要精通政府事务的前官员。最近几年，有两个部委最恐慌其司长、副司长、处长、副处长辞职，一个是证监会，一个是发改委。发改委和证监会，都是基于强管制逻辑运作，且相关政策法规多如牛毛的部委。
部分证监系统官员辞职后去向中国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几乎每一家，都有来自证监系统的高管。据财新的报道，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比如，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转任华夏基金督察长；原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转任大成基金董事长。
即使不鼓励官员辞职，也应把它视作正常的职业流动
目前辞职的官员还太少，很难说体制的巨大魔力已经消失
看到有官员辞职，应该欣喜，应该感动，应该为体制内难得体现出的流动性欢呼。即使你不觉得这是好事，也无需忧虑，理由很简单：从总量来看，辞职人数不值一提。
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以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时间为准，截止到今年8月底，全国提请辞职的副处级以上官员，共有108人（不完全统计）。虽然中组部从没公布过中国各行政级别公务员的具体人数，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探寻一些真相。
官员辞职投奔商界，人数还太少，远未达到需要恐慌的地步，图片来源：东方IC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全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需每年如实向组织报告婚姻、出国(境)、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14个方面的个人有关事项。2014年，中组部共收到150万人提交这类报告。即使我们认为全国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官员全部按规定提交了报告，那至少也说明副处级以上官员，国内至少有150万人。
108人（即使这个数字再扩大到1000）辞职，对比150万的总量，慌什么？不管和哪个行业对比，这么低的离职率都举世罕见。
优秀技术型官员辞职，可以从体制内部推进公务员职业化
职业化程度高的行业，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优秀人才出的去（愿不愿意出去是另一回事），同样，优秀人才也进的来。这既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也是对市场经济流动性的顺从。
但公务员群体略有不同，从整体上来看，各国都趋于稳定——虽然政客走马换灯，但事务官实行常任制。按理说，大部分技术型官员属于事务官，他们这一群体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稳定性，靠职业技能的积累来实现专业职级的晋升和收入的增加。但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公务员是一个整体，把技术型官员混同进一个庞大群体后，其独特的技能标识并没有很大的价值体现。
在证监会官员频繁辞职后，证监会主席肖钢也自我反思“对中青年干部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所谓对他们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指向的正是公务员职业化的问题。所以，证监会也一直在招聘有华尔街投资机构任职背景的专业人才，他们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公务员；深圳也进行了公务员分类改革，仿造香港打造了公务员薪级工资制度，将全市公务员分为68个薪级，拉开各级别公务员的收入级差。
虽然某些南方城市近些年确实在推行公务员职业化，高薪引进专业人才，但从全国整体来看，公务员体制还是僵化的，既缺乏劣汰机制，也缺乏优胜激励。在外力改变乏力的情况下，公务员内部的优秀技术型官员主动辞职，或许能从体制内部引发一些触动。
官员辞职后，有两件事别忘
要做好官员个人资产的离任审计工作
不排除在反腐压力下，一些官员为求自保而选择辞职的可能。所以，对离任（辞职、退休、转岗）官员的资产审计工作就尤为重要。虽然早在2000年时，审计署就发文，表示要“对所有党政官员，包括部长级官员，在离职时，进行审计检查。”
实际中是怎样推进的呢？2008年，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表示：“对省部级官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属于受托制，谁委托我审，我就去审计他。这是考核政府官员的一个办法，至于政府官员怎么考核，怎么去审他，则由其管理部门来决定。不是我想审谁就审谁，那怎么行啊！”
对辞职官员进行离任审计非常有必要省部级就不谈了，即使是处级干部，15年过去了，也从未见审计署发表审计报告，披露离任官员的个人资产审计状况，我们只能从某些省份偶尔发布的一些其余类型的审计报告中，发现对离任官员审计情况的一些披露。比如，在《山东省201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首次披露了对离任官员的经济审计结果，“在对2011年4月以来离任的222名（次）省管领导干部进行经济审计中查出，违规问题金额201亿元、损失浪费金额7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样的审计，也仅仅针对官员在职务行为中的经济责任问题，而不涉及官员个人资产的审计。
更要防止辞职官员“人走茶未凉”的现象
辞职官员去哪儿？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这种规定，不仅公务员体系内有，很多企业也有，它被称作“竞业限制”。但和很多企业不同，公务员尤其是官员在离职后，如何遵守这条规定非常难把握。举个例子，某市分管全市经济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准备辞职，那么和他“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究竟指哪些呢？可以说，他工作的范畴几乎和全市所有企业都相关。
在实际情况中，这项规定也确实没有得到执行。2013年，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办公室副主任罗小勇辞职，转任某地产企业，而他之前就是分管城建工作的；今年3月，浙江省首家纯民营银行——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其行长侯念东，原来的职务是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
官员愿意辞职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能接受他们把权力运作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去。人们常用“人走茶凉”慨叹世道人心，但放在国内官员身上，则不能小视权力的余温。不谈别的，仅凭很多官员亲手栽培、提拔的嫡系部队，就足够扭转乾坤。
要提防辞职官员继续“官商勾结”，尤其是辞职后这种勾结会变得更隐蔽虽然国外也有通过前官员游说政府的情况，但要注意一种核心区别：游说制度，是靠前官员的人脉，来改变某项政策，其受益者是整个行业；而如果出现前官员“人走茶未凉”的情况，则是让某个具体的企业获益，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利益，影响了公正竞争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