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30万,地下招生缘何获利惊人

昨日,华商报揭露了一个地下招生团队利用考生信息牟利——通过虚假宣传和承诺获取生源,成功招一个人至少可获利3000元,而招生团队两个月可招到200人左右,这样算起来其月均收入高达30万。事实上,地下招生团队是在为高校自考助学的招生“服务”,它的存在反映出自考类教育猫腻多多。 …[详细]
高考招生咨询现场高考招生咨询现场

曾经被青睐的自考制度,现在却饱受质疑

华商报揭秘的“地下招生团队”是专门负责自考招生的社会组织,承接自考的招生任务,收入不菲。那么,什么是自考呢? 自考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简称,此项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高考制度刚刚恢复,想要读书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量庞大,而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满足这么多需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加速,社会也需要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自考制度以其质量优势、培养成本优势、开放优势等大受考生欢迎。

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不断进行扩招,考生的选择多样化,自考风光不再,甚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自考生数量萎缩、自考声誉降低、自考文凭含金量受质疑等等。

近几年来,自考报考的人数呈下降趋势近几年来,自考报考的人数呈下降趋势

石丹淅在论文《自考毕业生就业质量偏低的经济学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999年以前,高教自考主要处在学历补偿阶段,此期间高教自考呈现出“高生源—高过关率—高就业”的“三高”态势。然而,1999年以后,高教自考似乎失去了昔日的魅力,不仅在生源方面受到极大挑战,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日趋凸显,高教自考教育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偏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教自考大体呈现出“低生源—低过关率—低就业“的“三低”窘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看起来已经缺乏吸引力的自考,却以特殊的形式悄悄野蛮生长。

需求降温了,众多机构却在抢着办自考助学,导致乱象丛生

自考本身只是一种学习能力测试,然而考试前的“社会助学”留了后门

自学考试本身并非是完整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只是一种学习能力水平检测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会管考生是如何学的。然而,实践中除了考生自学而外,政策也鼓励社会机构办学来帮助这些考生学习。这就让自考实际上存在三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分别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

2010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试行办法》中规定,“社会助学是指各类高等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根据自学考试培养目标的总体要求,依据自学考试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要求,采取全日制、非全日制方式,通过电视、广播、函授、书刊、网络、面授等多种形式,为自学考试学习者创造学习条件,帮助和指导学习者学习的活动。”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兴办社会助学的实际上是高校或者社会教育机构。然而,这么多机构来助学,无疑会出现问题,社会助学这一环也因此弊病丛生,创造了很多骗人的机会。

助学招生混乱,以虚假宣传和承诺吸引考生

报考人数连年减少,使得自考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高校数量的增多、自考助学机构的兴办,加剧了自考招生的竞争。申鸣凤在论文《我国高校自考助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问题与对策》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80%的普通高校和一半以上的成人高校参与了助学活动。

苦读多年,经历高考,人人想读一个大学苦读多年,经历高考,人人想读一个大学

高校下属院系创收的多少,不但是衡量一个院系效益的重要标准,而且与教师收入挂钩。申鸣凤具体介绍了自考创收收入的分配,“在分配的比例中,院系往往得到的是大头,往往能得到学费的50%-80%左右。如全日制助学班学生的学费每年在4000元左右,院系能拿到2000-3000元,以一届招收200个学生计算,一届能创收40-60万,而如果有两届学生,创收将达到百万之巨。”因此,利益驱动导致高校的自考助学沦为商业活动。而招生是助学活动的基础,招生效果的好坏,关系到自考能带来多少创收。正因为如此,很多学校为抢生源无所不用其极,招生乱象丛生。比如,片面夸大办学条件、有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校和自考的概念、承诺考试通过率和发放文凭等。有些学校甚至将自考招生任务承包给社会机构或个人,聘请社会招生人员,承诺给予巨额经济利益回报。

华商报的报道中提及,“一位多年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士透露,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继续教育学院,但有些学院,通常会将自考类教育承包给私人老板,老板给学校交钱。承包老板把招生任务转给地下招生团队,承诺招一个学生给多少钱:一般招一个人可拿到3000 元,甚至有的学校可拿到6000元。”而“基本通过招生团队两个月可招到200人左右,多的可以招到800多人”。

利益驱动下,号称“联合办学”的大学成招生机构行骗靠山

高校和社会机构的联合办学,加剧了办学的畸形。

2013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深陷“学历门”的舆论漩涡,70名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职业培训班学生学历“本科变专科”。光明日报对此进行了详细调查,“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甲方)与东方致远公司(乙方)双方合作办学,签订了《职业培养课程班培训协议》。按照协议,日常管理由公司负责,教学管理由高美中心负责,部分首师大美术学院老师参与授课,另外从其他学校也聘请一些教师。”而“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是一家向社会公众提供美术类职业教育培训服务的专业机构,其性质为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自身并不具备颁发任何性质高校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法定资格。”

 

央视曝光自考黑洞

可见合作办学之混乱,一家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却打着首师大的旗号,并且聘请首师大美术学院的老师授课,而日常管理却由中介公司负责。在纠纷中,校方指责中介公司违规操作,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只是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但中介公司则叫屈“我们是合作办学,所有的手续都是学校的手续,如果学校不知道有这事,那它出面处理这事干嘛呀,又赔钱又赔款的干嘛呀?”

高校和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乱象不是个例,很多学生会上当受骗,就是看中了社会机构背后所依赖的高校牌子。

然而,抢到生源后敷衍了事,教学质量堪忧

抢到生源、收取高额学费后,助学工作只是敷衍了事。学生们真正进入学校才发现,众多承诺化为泡影。申鸣凤在论文中指出,不论是教师团队还是管理团队,大多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而对于教学资源的安排,基本上都是要在满足本科生的需求后再考虑自考生。安排给自考生学习环境和住宿条件很差,很多学校自考生甚至被排挤出校园。他们被安排在校外租用的民房中住宿,在校外租用的教室中上课,根本谈不上利用图书馆、实验实训基地、校园网络等基础设施。

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外的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新京报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外的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还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学历门”事件为例,与学校签约的中介公司在招生时虚假宣传、违规操作。而涉事学生在即将毕业时才意识到学历承认存在问题,其中一名学生回忆“在学校我们和统招生的待遇不一样,学生证和购买火车票的优惠凭证都没有,住宿是在首师大校本部一个家属院的居民楼,不能在图书馆里借书。”

归根结底,管理漏洞开了方便之门,自考是否有必要存在值得反思

自考的管理漏洞多多,是时候该堵上了

自考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拿到认证证书自考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拿到认证证书

制度的不完善,助长了高校在自考助学中的违规操作。自考涉及的面非常广,但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管理而言,关于自考的制度、政策和规定都不够细致、具体。这使高校和社会机构在自考助学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尽力钻政策的空子。

此外,教育行政部门缺少对自考助学的监督和规范,既对助学单位的办学情况缺乏了解和审核,又对教育质量缺少追踪和反馈,自考助学的质量完全取决于高校的自律。申鸣凤在论文中强调“由于这些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助学机构)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这也让他们具有了极大的权力。而过于集中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的寻租现象在自考领域屡见不鲜,这极大地助长了自考助学领域内的不良风气,损害了自学考试的社会形象。”如今,高等教育资源和机会越来越丰富,自考这项30多年前开始的政策显然很跟不上形势了。既然如此,是时候该做些改革,避免新人拿着旧政策来作恶。

结语

一纸录取通知书承载了太多功利因素,家长和考生在求学心切的同时,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落入自考陷阱之中。

新闻立场

本期评价

李敏
+收听
提问

同步:

还能输入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