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泛而论，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确是好事
提高烟草消费税，加征从量税，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发文里没有明言目的，但主因毫无疑问是为了控烟。去年底卫计委官员曾表示“将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研究制定相关的措施来努力推动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和价格，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健康”，这次提升烟草消费税看来就是行动的成果。
但提税国家就要多收钱，不免有网友嘀咕这是“敛财”之举，认为控烟政策这么多，为何偏偏看重收税手段？鉴于一些控烟政策的不得力，如新近禁止香烟广告的立法做的非常不彻底，这种疑问不是没有理由。
理论上，提高烟草税是好事不过，这些质疑动摇不了提高烟草消费税的合理性——提高烟草税确实是各国控烟政策的关键一环，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极力向中国推荐的做法——去年世界无烟日的时候，世卫组织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应将烟草税提高至卷烟零售价格的70%，而不是目前的40%左右。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国家，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可使烟草使用减少5%。这种效果在对价格敏感的年轻人群中尤其明显：烟草价格提高后，他们减少的消费是成人的2-3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荣休教授胡德伟的分析是，在中国，如将每包卷烟的价格提高1元，就可将烟草年消费量从1250亿包减少至约1000亿包，减少约20%，财政收入可以增加845亿元，并可以拯救超过300万人的生命。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看来，“这是双赢之举，既有利于人民健康，也有利于经济。”
的确，从价格方面去调整烟民的消费行为，是比较科学的，尤其是征收来的税还可以用于为烟民提供医疗服务，增加戒烟宣传。
就此泛泛而谈的话，提高烟草消费税无疑是个大好事。
但部委发文提高烟草税，违反税收法定原则，令人遗憾
部委决定提高烟草税违反税收法定原则
控烟方面的好事，但从别的角度来看，却成了坏事——从手续上来说，这个提高烟草消费税的决定仅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作出，由国务院批准，从形式上来看仅仅是个部门通知。这与此前不久广被诟病的“三提成品油消费税”是一样性质的，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
前段时间油价下降之际，部委“三提成品油消费税”被广泛诟病所谓税收法定原则，用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的说法，就是“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都要通过人大决定”，这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是个热门话题。上至李克强总理的各级官员都表示今后要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代表委员和各界人士也对此非常关心。要知道，在我国现行的18大税种中，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余税种均以国务院出台税收条例或暂行条例的方式确定。并且，税率也由部门自行决定——“三提成品油消费税”就是这个结果，这次提高烟草消费税5个点，加征从量税也一样。这种状况人们已经不满很久了，原因也很简单，不论加税的理由有多充分，多堂皇，公众不禁要问：向我征税，要我掏钱，问过我吗？税收法定的目的，就是通过代议机构监管国家如何从民众手里拿钱。
立法法刚确认税收法定原则，就来这么一出，并不合适
基于人们对税收法定的期望和部委税收权力之间的矛盾，两会上立法法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激烈交锋。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立法法》的二审稿是这么表述的：“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是到了今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们拿到的上会版本变成了“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都消失了。这种突然的变化让长期关注税收法定原则的代表委员强烈不满，在提出质疑和被广泛报道后，3月15日最终通过的立法法修正案明文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烟草消费税属于消费税下面的一种，是已经设立的了，但既然立法法规定“税率的确定”也要制定法律，那么就不该任意调整税率才对，哪怕这确实是一件好事。而且，作为一件好事，就更应该遵循立法程序，提请人大调整税率，作为一个表率才对。而现在，好不容易立法法才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才不到两个月，烟草消费税的提高就违背了这个原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遗憾不仅仅是原则上的，部委独自决定如何征收烟草税并不科学
制定烟草税，不提升法律层次坏处多多
在去年世界无烟日的研讨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的专家石坚曾经从立法层面谈论过烟草税。他认为，通过上升法律层次来单独提高烟草税可能性很小，因为从暂行条例到法的提升，涉及更多、更复杂的立法统筹兼顾问题，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从提高税率入手。
“立法统筹兼顾问题”到底是一个多复杂的问题，大概没人说的清，但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提高烟草税须上升法律层次”，恐怕是不足够的。理由也很好理解，提高烟草税，是跟钱挂钩的，这会密切影响烟民、企业的行为，特别是一些经济上不宽裕的成瘾烟民，增加香烟开销可能会导致进一步贫困，岂能不慎之又慎？所以，仅仅以两部委的几百字联合通知，就决定了烟民、企业要上交多少钱，是不能服众的。
事实上，烟草税虽然是控烟的推荐方案，但具体怎么执行，是需要好好研究清楚的，这就需要上升法律层次，让更多人参与决策。所以说，提高烟草税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遗憾，并不仅仅是原则上的，而是有实际意义的。比如说，香烟的需求弹性是比较低的，即便价格提高了还是得抽，对于这点是否有全面规划，是否有相关配合政策？再比如，国际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会导致私烟泛滥，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很严重，在发达国家也很严重——2012年欧盟28个成员国卷烟综合税率为57%～84%，非法卷烟达655亿支，相当于其卷烟市场消费总量的11.1%；澳大利亚卷烟综合税率为60%，非法烟草制品达2329万吨，相当于其烟草市场消费总量的13.3%。在提升烟草消费税时，相关执法部门又是否做好了准备？
显然，只交给几个部门做决策做研究，是不够的，这需要提升法律层次。
不妨看看香港怎么征收烟草税
关于烟草税该怎么征收，不妨看看香港的经验。
涉及公共开支的事项，香港基本是由行政主导的，政府预算案有很大的决定权，但依然要提交立法会进行通过。2011年香港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建议将烟草税税率调高约41.5%，为此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11年应课税品（修订）条例草案》，以落实建议。立法会批准之前，调高烟草税的决定只是临时生效，如果超过4个月未通过成为法律，决定就会取消。
随后立法会对此进行了充分了辩论，一些反对提高烟草税的说法引用的依据是很值得重视的，例如一位议员质疑2009年调高烟草税50%后，吸烟人口反而由2008年的11.8%微升至12%；1991年大幅增加烟草税100%，但1993年的吸烟人口只是比1990年微跌0.8%。由此可见，尽管烟草税是世卫组织的推荐方案，但执行效果如何，该怎么执行最好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这需要更充分的政策辩论。香港这次通过了提税法案，但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在烟草税方面的后续动作就进行得比较谨慎。
对随意调整烟草税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2009年烟草消费税就是失败的政策
事实上，2009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的烟草消费税，效果就不好，有几位学者在国际权威的《烟草控制》期刊上撰文称这次烟草消费税的政策是失败的，原因是虽然征了税，但未产生“税价联动”，香烟零售价格没有实质性提高，因此并未产生明显的控烟效果。很多专家认为，提高烟草税最终要反映到烟草产品售价上，这样才能有效控烟，“提税不提价”，增加的税收只是被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去年世界无烟日的相关讨论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杨崇春首次公开表示，当年烟草提税不提价的政策，“是失败”。
而这次政策，依然是延续了此前的政策，也是类似的思路，虽然加征了从量税，谁能保证这次就一定能达到好的控烟效果呢？
所以，某种程度上看，假如提升烟草税的具体政策制定得不科学，不民主，对控烟事业反而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