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超前50年了吗？
劳动合同法和集体工资谈判，理论上可能阻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的活跃，高昂的人力成本则是企业发展的阻碍。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之际，很多人就从这个角度批评法条过于超前。在楼部长的演讲中，也明确对劳动合同法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20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被不少人认为过于超前，楼部长赞同这一看法楼部长随后还补充了例子，强调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的确，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看上去超越中国国情，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加班必须付3倍工资、必须要上保险等等，这会增加企业成本。劳动合同法里也确实有“特别规定”可以搞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第53条“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这种做法也确实值得商榷，不要说南欧和拉美等经济相对较差的地区，就连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代表瑞典也遭受过这种大规模集体工资谈判的副作用，在1970年代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罢工。
但在中国，“阻碍”没有成为现实，相反是集体工资谈判还太少
楼部长显然是把他提到的这种阻碍是当作现实存在的，“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
然而正如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所指出的，“谁都知道，在中国一部法律颁布和它被认真的执行，中间至少隔着一个孙悟空筋斗的距离。事实上《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并不比《环境保护法》执行的更好，而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按照法律的制定而不是执行来考量的话，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保护法》才是导致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那里面对环保的规定是多么严苛啊，会让企业提高多少成本啊！在这样严苛的法律约束下，怎么会有雾霾在穹顶之下产生呢？”
刘戈随之提出疑问，“《劳动合同法》被严格执行了吗？时至今日，除了在深圳等少数地方如沃尔玛等企业尝试过集体薪酬谈判，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中国著名企业有过哪怕是走过场式的集体薪酬谈判，行业薪酬谈判更是闻所未闻。我也很少听到有哪一家企业因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而导致经营破产的新闻。”
事实上，当初劳动合同法这些条款制定的时候，之所以显得超前，正是考虑到中国工人自主空间较小，少有能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益的情况。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利益比较容易受到侵害。在经济学家华生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合同法》中会有潜在的、倾向劳动者的一面。这种法律偏向，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在内。
我国目前的集体薪资谈判还只是“看上去很美”从现实角度来说，说劳动合同法让职工地位提高了多少恐怕也很难成立。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过去二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并购重组，使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制造业公司在就业市场的寡头地位相对越来越明显，劳动价格的决定权越来越向雇主方倾斜。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万员工，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就业贡献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员工数这么巨大的情况下，42万中任何单个员工对富士康的重要性会很有限。从近年来富士康不断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前不久全国总工会声讨富士康强迫员工加班来看，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造成多大害处是值得怀疑的。
而楼部长提到的集体薪资谈判，且不说中国确实还没有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就说楼部长赞同的企业集体谈判，也还远远没有推行起来，绝大部分地区只是个形式走走过场。2011年11月，杭州市劳保局与浙江大学劳动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杭州巿14个地区504家企业和5040名员工开展了“劳动关系指数”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剔除自然变化效应后，与未开展企业相比，杭州市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的员工工资增长率相对较低，同时劳动强度反而更大。
所以，把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忧虑归结到劳动合同法上面，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工资过快上涨不需要过度忧心
工资过快上涨理论上也确实有害
除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和忧虑外，楼部长的演讲中还反复表达了对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的担忧。比如他提到，“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他看来，2007年以来，“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值得担忧的，“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从理论上来说，楼部长的这个担忧当然也是成立的。包括前面他也提到，劳动合同法欠缺灵活性，让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如果真是如此，也确实令人担心。
但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很难算过快增长
近年劳动者工资虽然在增长，但并没有影响中国劳动者的竞争力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真实情况，是否真的这样令人担忧呢？这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外资并没有大规模撤离。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2014年，虽然数量有所波动，我国每年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都在20000家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虽然也有变化，但总体依旧上升，从2008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195.6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也显示，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8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约3％，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该机构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亦指出，在全球投资促进机构选出的2014—2016年最具前景的东道国经济体中，中国仍位居首位。
这足以表明，即便成本上涨，勤劳、善于学习的中国劳动者依然是具有竞争力的，像上海这样的国际知名大城市，劳动力成本比吉隆坡、曼谷高并不值得过于担忧。
而且，据很多方面的测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的水平是有限的。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列举的数据表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8年的36.7%，远低于2004年美国(57.3%)、英国(55.7%)和日本(51.4%)。即便2008年后有所增长，也不过是补课而已罢了。
换一个角度，劳动者工资增长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有好处
在经济学家陈志武看来，从长远看，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的动力。“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应在分配角度发力
也许是因为时间有限，也可能是因为在楼部长看来并没那么重要，楼部长的演讲并没有过多提到分配问题，只提到要加强再分配：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
二次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一次分配同样也很重要。楼部长演讲里只说了工资在增长，担忧工资过快增长，但平均数的增长不代表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在过快增长。前不久，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合益集团（Hay Group）发布了关于全球薪资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且最大的薪酬差距出现在中国，中国企业的高管和低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有12.7倍。
这样的一次分配状况，显然才是令人忧虑的。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这也符合去年最受瞩目的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的说法。事实上，目前全世界都有富人财富增长速度比穷人更快的问题，因为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必然导致不平等的扩大。而如果一次分配导致的财富分配就很大，那么不平等的现状只会更严重。
所以，在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看来，较小的贫富差距才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日韩和拉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