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尴尬了谁

川大保卫处办公场所

“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引发“科研专家去看门”的质疑

校园保卫处需要“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的辩护难以成立

这次引发争议的新闻，是四川大学保卫处发布的一则招聘公告，明确提到“需博士学位（保安、消防专业硕士即可）方可应聘”。博士应聘保卫处，这与多数人的认知有很大差别，“博士打得过我吗”的调侃也因此迅速流传。

川大宣传部有关人员对招聘博士做出了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校园安全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需要对校园安全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也有高校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进一步辩护，认为保卫处的职位并不就是保安，“除了治安案件查破、交通管理服务、消防隐患排查、校园环境整治、师生集体户籍借用和迁移等基础性工作之外，往往还承担着涉稳事件分析研判、学生安全教育、法制法规宣传等职能”，并且，“由于服务对象是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文化水平高的青年学生”，因此高校保卫部门的工作模式就是“学霸们为学霸们服务”，“需要深厚的知识和创造力”。

川大保卫处招聘要求博士学历

不过，就算说得天花乱坠，把岗位说得再怎么重要，这个高校保卫处的岗位真的非得是博士才够格应聘吗？本科生就不能胜任吗？非保安、消防专业的学生，苦修自己专业技能获得了博士，却去搞保卫工作，无论如何也很难说得通，对这个岗位，也很难想象用人单位期望应聘者有多大施展空间。更有可能的真相是，把学历门槛提这么高，就是为自家人找工作用的——据报道，川大一位行政岗位的老师透露，目前，川大行政管理类岗位的学历要求原则上都已提高到博士——这样不就给找不到工作的博士们，提供了很多去处吗？河南理工教授肖建华对此讽刺得好——用人单位不认为这类博士是某个科技行业的专家，博士毕业生也不认为自身是某个科技行业的专家，真是难得的高度“共识”。

由此引发的公众对专家的劣评却引发了科研工作者的担忧：专家不见了

在肖建华看来，“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科研战略的失败，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多年来，论文数量排名、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科研项目数量、高职称人才总量、获奖数量等等数量化指标，被作为科研水平的标志，肖建华认为这种度量标准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办法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科研战略是失败的。“这类战略性失败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面对实际的社会科技需求时，好象是专家不见了？那么，一个问题就突出来了：专家去哪了”“看科研立项审请书，专家真多；看科技奖，专家真多；看论文发表，专家真多。但是，面对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家不见了！”肖建华在自己的科学网博客上如此写到。

博客留言者也多为科研工作者，大多认同肖建华的观点，“专家去哪了？去看门了。”这样的自嘲从科研工作者嘴里说出来，真让人笑不出来。

为何中国科研成就不断，但科研声誉却持续低下？

说“专家不见了”有些偏激，但科研工作者对自身声誉确实不满意

也许有人认为，“专家不见了”的说法并不公平，我国科研成果没想象那么差——就在昨天，两则与中国科学家有关的重大科技成果就吸引了众多关注，一则是成功修改人类胚胎DNA，一则是人工实现光合作用，都是重大成果，怎么就能说“专家不见了”呢？也有人认为，很多科研攻关是需要低调，耐得住性子的，怎么能说“专家去哪了”呢？

对中国科研专家的劣评，有时候确实是有些偏激，不过，这确实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普遍心态。在《“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是真的吗？》中，我们就曾介绍过，由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科研制度和环境存在问题，因此相当多的人不认可中国科研成就。

普通人对所谓“科研工作者”有看法，很大部分原因来自科研腐败

中国科研工作者对国内科研水平的劣评，也很对普通国人的胃口，原因是认为科研体制有太多腐败——像这种“高校保卫处招博士”某种程度上可能都代表着腐败。近年在科技领域的反腐，也证实了国人的看法：如某省科技厅正副厅长相继落马，该省科技系统腐败案涉案人数超过50人。该省财政每年投入人民币四亿五千万元设立LED产业专项资金，但真正用到LED产业上的却少得可怜，大部分被挪作他用，有的落到科技官僚手中，也有的被企业高层虚报骗取，还有的被冒牌科研人员瓜分。

要知道，中国科研支出一年多达5000亿元，腐败有多少是难以想象的。就算不考虑腐败问题，现行的科研行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保障，按山东省科学院一名材料学专家的说法，“至于出没出成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

另一大原因则是科研工作者与公众“太隔离”

中国科研声誉不佳、专家经常被称为“砖家”的另一大原因，是科研工作者与普通公众太过“隔离”，人们不知道科研工作者对自己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也的确没起到太多作用，一个例证是政府着力推动的科普工作收效令人不尽满意。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反映，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3.27%，这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而以动态标准衡量，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虽在提升，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拉大。以美国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参照对象，美国1990年为6.9%，中国1992年为0.27%，中国落后美国6.63%；2008年美国达到28%，以中国2010年该项指标比较，落后美国24.73%。20年间中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差距拉大18.13% 。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改善效果不佳的事实，在近年一些因谣言引发的社会事件中尤为凸显。如海南香蕉致癌谣言、日本核泄漏时中国发生的抢盐事件、山西地震谣言等等。对于这些事件，科研工作者们没有起到太大的防范作用。

多年来，科研工作者们的科普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要想提升科研界声誉，在重大公共事务上科学共同体应发声

中国科研工作者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原因：没有结成科学共同体

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公共事务中存在感不高，既有打铁自身不够硬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文化和历史阶段有关。西方国家由于战争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资源枯竭及科学带来的其他负面效应问题的出现，许多科学家自发形成了社会责任感，并往往结成了科学共同体，在重大问题出现之时及时发声。而我国则没到这个阶段，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受到关注，往往是由于科学研究活动中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日益增多才引起的，这使得许多国内科学家能够“明哲保身”就自我感觉不错了。

但这远远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除了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愿意以科学松鼠会这样的名义，作为科学共同体进行活动外，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很少在与跟科研有关的重大议题上集体发声，这是令人忧虑的。

科研工作者应放下“高冷”，与公众良性互动

事实上，科研专家在重要问题上的发声，以及如何发生，是极为重要的，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并不是道理在你这里，人们就自动相信你的。美国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尽管美国公众对科学家们的能力表示肯定，却仍持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这大多源于科研群体较低的亲切度。这是因为，虽然专业水准是可信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表现得值得信赖”有时也同等重要。人们更愿意相信和自己更像的人，而排斥那些有距离感的人。在确定了对方意图之后，人们才会评估对方的能力是否足够。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相当严峻，虽然“布鞋院士”李小文这样的科学家很令人尊重，但不代表科学家就能赢得公众信任。尤其在科研界声誉低落的当下，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民众就更难对中国科学家产生信赖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