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制度上限制，思维的歧视让有前科的人更难融入社会
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只限制了一小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监狱，不仅是惩罚人的牢笼，也是改造人之场所。只惩罚而不改造，这是死刑立即执行要做的事。除此之外，一个人犯罪后，法律的惩罚只能就犯罪事实本身，正所谓“罚当其罪”。当处罚期满后，他就与你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监狱不仅要惩罚人，还要改造人。在所有这些权利中，最迫切的是劳动权。但现实世界并非如此，出于各种考虑，对有前科的人员，在就业方面一直存在制度性的限制。比如《公务员法》、《律师法》、《公司法》分别规定了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不得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得担任董事等高管。
除了一些较为特殊的职业，再无法律明确规定要剥夺刑释人员的劳动权。而且，把话说得难听一点，即使是没有法律规定，刑释人员能够从事上述几个职业的机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看来，似乎制度上的限制对他们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
思维上固化的歧视，让更多的刑释人员很难再找到工作
我们并不身处一个靠明确规则运行的社会，而是置身于一个人情、潜规则盛行的文化中。这种氛围最大的坏处是，直接导致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很难清晰判断某起事件的最终走向。
具体到刑释人员就业问题上，按理说，如果法律并未限制他们从事某一种职业，即使最终被媒体曝光，这也无妨，因为法无禁止即许可。如果公司因为舆论压力而随意解雇他们，自然要冒着吃官司、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但在国内，这类事件往往如何收场呢？
2012年，河北人小赵来到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当管理员，由于表现出色还被公司提拔。但就在当年，小赵突然遭到公司解雇。他去找经理理论，经理用一种奇怪的口气问他：“你难道不上网吗？”原来，小赵在6年前，因为盗窃罪被丰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份判决书在2012年不知被何人公布到网上，公司看到后毅然辞退了他。可是，在小赵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中，并无“无犯罪记录”这一条款。
这种歧视，相比于制度上的明文限制，更有威力，因为你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会发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曾对2209名刑释人员进行过专项调查，其中有63%的人找不到工作。这一群体的失业率，比北京城镇登记失业率高出20多倍。
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的代价，由你我共同承受
刑释人员确实有比较高的再犯罪率
对于刑释人员的再犯罪率，我国司法部门一直守口如瓶。目前唯一被披露过的官方数字，是2004年司法部公布的“在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中，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占到了70%”。那么，若不仅仅是“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刑释人员再罪率有多高呢？
比较可靠的全国性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忠宪。他曾于1992年至2006年间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任职，据他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犯罪率大概维持在7%至8%，21世纪初期上升到了13%至14%。
这一研究虽然较为可靠，但距离当下比较遥远。最近的一份相关研究来自北京地区，2014年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发布数据，称通过长达三年的追踪（2011年至2013年），认为北京市的重新犯罪率为5.89%。
而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总体的犯罪率基本维持在千分之四上下。综上，不论是采信3个数据中的哪一个，都显示了刑释人员确实有比较高的再犯罪率。
促使他们再犯罪的首要因素，恰恰来自就业市场的歧视
被电影爱好者捧上神坛的《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经典桥段，服刑人员布鲁克斯在监狱里度过大半辈子后，终获自由。出狱后努力在超市打工，甚至他在每次上厕所前一定会先向经理报告，“没有得到上司的许可,我连半滴尿都不敢撒出来”。但最终还是没法适应监狱外的世界，选择在旅馆自缢。
虽然走出了监狱，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布鲁克斯还是选择了自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平认为，人在被进行长期的失去自由的军事化管理后，在突然获得自由时，会不知道如何自处。这个时候就需要外力帮扶，如果此时再找不到工作、断了经济来源，会让他们走向再犯罪的道路。
根据福建省监狱管理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重新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中，有59.2%的人无法找到工作，而失业带来的经济压力，也让侵财类犯罪在重新犯罪中高居榜首。
有人会说，找不到工作不一定就是被歧视了，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好吃懒做。可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内蒙古1298位刑满释放人员进行了调查。这些人中有80%拥有最佳的就职年龄（16至34岁之间），90%的人有很强的就业意愿，但针对刑释人员而给50家内蒙劳动密集型企业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有87%的用人单位不愿意雇佣他们。
检验一个社会的成色，很大程度要看它对各类人的宽容度
“宽容？你倒是宽容了，谁保障我的安全？”
相信类似上面这种疑问，一定会出现在今天专题的读者评论中。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做一个解答。按照司法部的说法，中国每年平均有40万左右的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首先要承认，在任何社会这都是一个无法被摒弃的群体。既然无法逃避，就需要直面这个问题：你歧视他们，相比于你不歧视他们，哪种结果更糟糕？
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各级政府一直把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作为政绩来宣传，经常搞各种专项就业招聘会，呼吁企业对他们“不抛弃、不嫌弃、不放弃”，还要给愿意接受他们的企业以奖励。被安置的职业大多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主。制造业面对的工友多、服务业面对的客户多，比如，政府把刑满释放人员安排去做“空调安装工”，这是单对单、上门服务的工种。既然你担心安全问题，政府安置的你就不担心了？现在有一批刑释人员，不占用纳税人的钱，不劳政府操心，自谋生路（如开一个专车），你说要不要支持？
政府为刑满释放人员安排就业，很多在他们还没出狱就已经进行第二，恰恰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才需要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们。上文已经说过，相比于其他群体，刑释人员确实更加危险。但你的歧视，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危险。你是愿意身处一个危险的环境，还是身处一个更危险的环境？对于有犯罪前科的人，如果仅仅因为他们的过去，就被永久假定为“反社会者”，切断其回归社会的道路，这不仅是对他们正当权利的侵害，也是给自己埋下不安定的种子。
以上，都是从自利的角度谈该如何对待刑释人员。
从公义角度看，文明社会最大的标尺是宽容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不同维度的考量。但如果只能选其一，应该是宽容。因为宽容的背后，站着的其实是自由、互助、平等。有了这三点，可以解决很多争议性问题，比如宽容涉及的两个最敏感议题是：宗教和言论自由。因为这两个议题而爆发大量矛盾的地区，基本处于文明社会的死角。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需要被宽容？强者显然不需要，单纯的弱者也不需要（人性自然心生怜悯），最需要宽容的，其实是兼具弱势性和危险性的人群。而刑满释放人员，按照官方的定义，他们就是“兼具弱势性、风险性的社会特殊群体”，如何对待他们，恰恰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