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组团吸毒:“临界妇女”危机大

一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温州大妈组团在KTV吸毒,目的是找乐子。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反映出踏入“退休生涯”的中国城市妇女尴尬境况——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 …[详细]
案发时和庭审时的画面,包厢内一共20个人吸毒被抓,其中16个为妇女案发时和庭审时的画面,包厢内一共20个人吸毒被抓,其中16个为妇女

中国大妈是正在经历人生突变的“临界妇女”

“临界妇女”是中国大妈的一个特征,指的是从单位、家庭都“退休”,需要跨过一条生活的楚河汉界“临界妇女”是中国大妈的一个特征,指的是从单位、家庭都“退休”,需要跨过一条生活的楚河汉界

从单位退休:50-54岁是城市妇女退休高峰,工作带来的种种充实感没有了

温州的这群大妈在家终日无所事事,睡到日上三竿再起,然后打发时间,最后发展到以“开运动会”的暗号来吸食新型毒品K粉和“神仙水”,一起嗨。新闻里这么写道,“便衣民警刚推开包厢的门,震耳欲聋的音乐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在疯狂扭动。”吸毒是个很极端的现象。而若以“中年妇女赌博”进行搜索,光温州本土就出过好几个大妈聚众赌博的案例。抛开毒与赌,大妈们被骗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2012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发现,非法集资案受害者女性占六成,均龄54岁。大妈们怎么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来看到底大妈是什么人,处于什么状态中。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是一个全面反映中国中老年人口现状的大型微观数据库,样本量非常全面。该项目201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妇女退休年龄出乎意料地早——“城镇户籍人口中,50-54岁的人群劳动参与率差异最大,在他们中间75%的男性参加工作,但只有45%的女性参加工作。”所以,该调研专题有一个结论:中国城镇中老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有别,女性会比男性早5岁左右,一到年龄就赶着退休了。甚至一些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还一直鼓励办理提前退休。从工作到不工作,陡然变动带给人生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城市妇女退休时间很早,45岁以后就业率骤降(图表来自CHARLS报告)中国城市妇女退休时间很早,45岁以后就业率骤降(图表来自CHARLS报告)

从家庭“退休”:孩子长大了,丈夫还在忙,失落于家庭成就

有一部小说是这么写的,“爸爸的人生看上去很开阔,而妈妈的人生在十八岁的我的眼中显得很狭窄,因为妈妈把她的人生都分给了我。”的确,在对家庭的付出方面,女性的投入巨大。所以,对于中老年妇女来说,家庭比起工作更决定着幸福感。《中国妇女》杂志和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所作的《第九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3年度)》中,众多已婚妇女选择的“2013年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前三依次是:家人健康平安、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而选择有关职业生涯或者钱财房屋方面的比例少多了。

中国女性的重心向着家庭(图表来自《第九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的重心向着家庭(图表来自《第九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50多岁的妇女因为计生,往往只有一个孩子。投入到孩子身上的精力是巨大的。可是到了孩子已经进入大学、乃至社会这个阶段,她们的精神寄托就出问题了。且不说中国人的生育年龄是在推迟的,即使有了孙子,可是这个“小皇帝”也有很多人来爱、来带,她们只是众多分之一。而即使帮着带孩子,可能精神依然空虚,因为如果缺乏和儿女的交流的话,也会感受不到被尊重和关爱,反而很容易身心俱疲。

家庭角色转变给许多妇女带来的不适应和空虚感比离开工作所带来的失落还要多。所以,尽管温州这些大妈基本是“家庭妇女”,不过,她们也面临着在家庭“退休”这个局面(还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提前“退休”)。这个时候,她们的丈夫往往还在上班。配偶之间的交流不多或者不通畅常常存在。所以这些温州吸毒大妈承认,她们吸毒是瞒着家里人。而之前专题里提过的跳广场舞被骗钱的大妈们,也是悄悄瞒着家人把钱给拿出来“投资”。难怪在《第九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3年度)》里提到,分职业来看,在“家庭关系不太和睦”这选项中,60岁以内退休女性的占比最高,远超过那些在职女性的选择比例。

中国大妈的社会和家庭角色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临界妇女”面临巨大精神问题

在2006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临界妇女”这个概念。该报告指出,50—70岁的妇女人群,正处于退出工作岗位、婚姻生活出现危机、健康拉响警报的“临界”阶段,这是一群长期被忽略的“临界妇女”。涉及中老年女性的情绪低落指数、对婚姻的满意程度、生活幸福感和对未来的乐观程度这四方面,调查结果排在最后一位都是51—70岁年龄段的女性。其中51—60岁的妇女仅有38.2%的人认为自己婚姻幸福。

比较遗憾的是,该报告发布之后的九年里几乎再没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严肃的探究,“临界妇女”也鲜被提及。而如今再审视这个概念,会发现它和年龄段在45—60岁的妇女,也就是俗称的“中国大妈”很契合。她们确实处在人生全方位的一个动荡阶段,得跨过单位与家庭的双重“退休”这道楚河汉界,奔向不一样的彼岸。对她们来说,生活的突变带来的精神危机是巨大的。“不再被需要”或者“不再被重视”的感觉非常地严重,尤其是在她们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她们身边之后。

大妈们跨过“双重退休”楚河汉界不易,精神危机会带来生活危机

大妈们往往经济殷实,健康尚可,精力、关注力需要转移发泄渠道

大妈还没有到奶奶的年纪。她们的体力虽然大不如前,不过健康尚可。而大妈们往往有积蓄,甚至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不管从哪方面看,她们也是不愿意闲着的,几十年的人生走到现在,她们迫切地需要一些发泄渠道。不过,她们普遍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过往经历,很难让她们找到一条“高趣味”的道路,毕竟高知女性不是大众群体。

著名的广场舞本质上正是一个发泄渠道。它集社交、锻炼、娱乐等功能于一身。能够让大妈们快速地找到一个归属感。人民日报去年关于广场舞的报道中介绍了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朱凤敏57岁,退休前是北京一家企业的干部。“原计划退了就带孙子,可两年了媳妇那儿还没动静。”她说,人一闲下来,又没啥爱好,整天打麻将,身体都跟着坏下去了。后来,麻友们陆续去跳广场舞,她抱着好奇心也去跳了一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广场舞。“跳舞时大家互相赞美鼓励,还不时有路人叫好。”朱凤敏说自从退休后,已经很久没人关注过自己了,广场舞让她充满活力,甚至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

然而,社会对大妈们的需求应对有限,不当宣泄带来生活危机的情况时有发生

去年的“大妈剧”代表《因为爱情有奇缘》,收视很好,但是没有任何话题性去年的“大妈剧”代表《因为爱情有奇缘》,收视很好,但是没有任何话题性

实际上,大妈们的发泄渠道非常有限。能够数得上的就是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等几项。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有一批叫作“大妈剧”的产物,讲的是家长里短,收视率奇高,在网络上的存在感为零,影响力有限,在人们盘点年度收视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尽管掌握着遥控器上的收视率,不过却很少有什么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正是大妈们尴尬的写照。而《第九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3年度)》也确实发现,女性越是年纪大,越是依靠纸质媒介来获取信息。那么,在这个网络时代,必然存在话语权严重缺失的问题。

社会提供中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和关注度是有限的,提供给大妈们的就更捉襟见肘了。或者说,社会对于大妈这个群体的视野也是狭窄的。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晓慧检索了过往30年左右的中文期刊,发现超过50%的中年女性相关文章都与疾病、保健等相关。她写道“整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都把中年女性刻画成一个弱者,甚至病者。这里并不否认中年女性遇到的困难以及面对的挣扎,笔者要强调的是上述不同类型的话语,把中年女性群体边缘化,丑化和弱化。”而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着大妈们的自我评价。

发泄渠道太狭窄,生活危机时不时随之浮现。比如这次的温州大妈吸毒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体现。一种情况是大妈们主动去做违法犯罪行为;另一个情况是,大妈们被不法分子盯上。“北京广场舞诈骗案”就是这样的。犯罪分子盯上了跳广场舞大妈的荷包,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局。

究竟中国大妈本质是什么需要什么,调侃了这么久,也没有清楚过,改变该开始了

一个古怪的现象是,大妈一边屡屡在流行文化中出现,一边又缺少被慎重对待。人们主要拿大妈来调侃,甚至丑化,而缺乏对这个群体的深入研究。大妈看似满是存在感,实际上毫无归属感。

第五届“日本国民美魔女”大赛,43岁的箕轮玖美夺得桂冠第五届“日本国民美魔女”大赛,43岁的箕轮玖美夺得桂冠

举例来说,大妈们不一定就古板、保守。可在世界范围内,商业的广告、营销、服务、产品都主要面向年轻女性,而不是大妈们,因为大妈们被认为缺乏商业价值,不够时尚。不过,随着老龄化的带来,一些国家有有所改变。例如,某知名快消公司2005年的时候改变策略,在美国推出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妇女的面霜,并且请出她们同时代的超模偶像做代言,结果销售业绩大好。而在日本,2009年的时候出现了“美魔女”这个词语,专指那些中年美人。每年进行的“美魔女选举”已经成为佳话。这样的活动能够改善社会对中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也督促着女性的自我新生。

那么,到底中国大妈是个什么样的群体?确实需要去探索、细化。这样才能帮助处于“临界期”的妇女们摆脱生活危机。

4000多万大妈的问题不该被忽视4000多万大妈的问题不该被忽视

结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从50岁左右退休开始,起码还有20—30年的赋闲时光。如果忽视转型期大妈的危机,那么,大妈聚众吸毒恐怕不会再是个别极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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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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