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已经臭名昭著，但用酷刑得到的情报是否有用存争议
对恐怖分子使用酷刑已经成美国近年来最大人权丑闻
自2004年4月，美国CBS电视台公布了美军虐囚照片以来，美国的虐囚丑闻不断。2007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一份根据囚犯口述形成的秘密报告指出，在中情局的秘密监狱对关押的恐怖嫌犯使用了酷刑，包括剥夺睡眠、强迫长时间站立以及让囚犯保持痛苦的姿势等。
2009年2月，联合国出台的一份报告点名批评巴格拉姆监狱，认为有些人在巴格拉姆已经被关押了５年之久，已经获释的一些被关押者声称他们遭受了严刑拷打，甚至性侵犯。
而在近日公布的近500页的文件中，对美国使用“强化审讯技术”（即酷刑）的细节有着更为详尽的披露。美国参议员范斯坦认为，在押人员受到的对待是“残忍的、非人性的和可耻的。这点证据确凿，不容置疑”，参议员麦凯恩也表示，报告中描述的严厉审讯等同于酷刑。
对此身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伦南也无法否认，在回应参议院的报告时他承认，在少量案例中，CIA人员使用了未被授权的“很糟糕”的审讯方法，理应进行彻底否定。
但“用酷刑能否得到有用的情报”争论激烈
在参议院的调查报告中，对用酷刑能得到有用情报这一观点嗤之以鼻。参议院认为，中情局使用的“强化审讯技术”不是一种获取准确情报的有效方式。报告逐一拆穿了中情局曾经列举的20个重要案例，认为每个案例都存在错误，而在这些案例中，中情局曾强调“强化审讯技术”功不可没。
例如，在击毙本拉登的过程中，中情局曾宣称通过严刑逼供获得的重要情报对于这一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报告却认为，中情局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报告认定在本拉登被击毙的行动中，没有任何情报来自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中情局提供的“最准确”情报来自哈桑·古勒，此人2004年在伊拉克被捕。虽然古勒遭到中情局的酷刑，但古勒在此之前已经在常规审讯中招供了有关本拉登信使的情报。而由于酷刑的使用，很多恐怖嫌犯提供了假情报，让中情局白忙一场。
中情局对参议院的报告予以了强烈反击，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坚持认为自2001年以来，水刑等审讯手段是反恐成功的关键因素。局长布伦南也尖锐地指出，这项调查“存在缺陷”“带有党派色彩”“令人不安”，也不赞同报告对中情局的羁押项目的多个结论。
美国前副总统强烈反对参议院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态度则更加鲜明。他认为参议院的报告“全是胡言乱语”，有“重大缺陷”，也没有询问项目中的关键人物。他还不无讽刺的总结道，对于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这样自称是9·11策划者这样的人，就应该严格审讯。“我们应该怎么做——要亲吻他的双颊说，‘求求你，告诉我们你都知道什么’吗？当然不行。”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与中情局的看法谁更站得住脚，目前还没有公论。
“酷刑在获取情报方面有用”是支持酷刑的理由
“酷刑该禁止，但情报酷刑除外”
随着时代的进步，酷刑早就从某种合法手段变成了一种罪行。联合国早在1948年通过了《禁止酷刑公约》，美国在1994年也批准了这一公约，并于同年为实施该公约制订了《联邦酷刑法》。
但是，在9·11后，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批备忘录，在美国本土以外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基本无法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而美国的刑讯人员则可以免于刑责。
这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一直有人觉得为了获得情报而使用酷刑和纯粹为了折磨他人而使用酷刑，需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情报酷刑是为了获得重要的信息, 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那么使用各种手段就有一定的正当性或必要性。曾经参与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很多法国军人在战后依然认为，他们和纳粹不一样，因为他们施加酷刑仅仅是为了获得情报。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也持这种观点。他在2009年曾表示，我们可以让公众知道我们都使用了哪些酷刑，但我们还要把得到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同时摆出来。他认为，为了抓住9·11肇事者，预防进一步攻击，他们做了需要做的事，而且成功了，这已足够。
在紧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人会赞同使用酷刑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假设一个恐怖分子把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而且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你刚刚抓到了这个恐怖分子，他知道炸弹的埋藏地点，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死活。这时，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结果，很多被测试者都赞成对恐怖分子使用酷刑。
这表明，如果酷刑能够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和安全，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酷刑，甚至认为酷刑是正当的。当年美国司法部正是基于反恐战争需要“快速获得情报的能力”，才同意对恐怖嫌犯使用“严刑峻法”，而自9·11后，美国已经成功阻止或预防了上百起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成功。
一旦“酷刑能够获取情报”的结论不成立，酷刑就不该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参议院的报告挑战了人们赞同使用酷刑的理由，告诉人们如今美国本土的安全并不是通过酷刑得到的。一旦参议院这份历时5年、通过630多万页中央情报局文件后得出的结论被认为更可靠，“用酷刑获取情报”的根基就不存在了。
即使酷刑真的能获取情报，滥用酷刑也会让国家安全存在新的风险
酷刑的“震慑”作用可能会走向反面
对恐怖分子使用酷刑，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取情报。但一些支持者也认为——至少私下认为，“水刑”这样的审讯措施，能够对恐怖分子形成威慑，也可以达到减少恐怖分子、预防恐怖袭击的目的。
但据美国反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球被列为可疑恐怖分子的人数高达110万，其中2.5万人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似乎恐怖分子对酷刑这种“震慑”毫不在意。
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滥施酷刑会让不同程度的同质犯罪差别变小，导致犯罪向严重化发展。在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就相当于，不管恐怖分子具体做了什么，你都施以酷刑，那恐怖分子自然会“挑狠的做”。
波士顿恐怖袭击爆炸现场对恐怖分子施以酷刑，让美国形象变得负面，从长远看，对安全问题也不见得是好事
酷刑针对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而伊斯兰文化中对性十分敏感，男性的尊严也非常重要，因此被迫赤身裸体、摆出性交姿势、被女兵羞辱，扫帚性侵等酷刑对被拘捕的恐怖嫌犯心理打击极大，以至于许多人在获释后，都选择保持沉默，让外界很难了解事实真相。
但一旦事情暴露，虐囚和酷刑就会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极大不满。最近几年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反美浪潮许多就与美国虐囚丑闻有关。甚至直接引来报复性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一度拒绝公布更多虐囚照片，目的就是担心会引发恐怖袭击。
示威人士演示美军“水刑”逼供正如美国知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它（酷刑这样的丑闻）有可能危及未来被俘的美国人。”
除去这种具体的风险外，更大的风险在于酷刑事件会整体上影响美国的形象。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他对参议院的“主动揭丑”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一自我审视之举，不但有助于保持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健康，还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模范形象——美国一直是其他人想要模仿的榜样和想要合作的对象，以及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移民目的地——这也是我们安全感的一个不寻常但却非常关键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