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因媒体提及此人曾有精神病史，大部分人就表达出两种焦虑
由于涉事医院和当地警方拒绝向媒体进行信息披露，目前可知的有效信息还十分有限，只能确定此案和医患纠纷无关，并且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医院的就诊记录“（他）2006年曾先后在唐山、北京等医院住院治疗”。
涉事医院楼下“精神病者”犯罪，很多人第一直觉就是会逃脱制裁，但有在精神病医院的就诊记录和最后能免于刑责，中间还隔着非常远的距离。首先，有就诊记录不代表当时就真的患有精神疾病；而即使当时患有精神疾病，不代表8年后没有康复；即使没有康复，也不代表嫌疑人在作案时，处于发病状态。
刑法对精神病人杀人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三条：如果在不发病时杀人，负全部刑责；如果在半发病状态下杀人，可以减轻处罚；如果完全发病状态下杀人，不负刑责。可见，只有最后确定，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在完全发病的状态下，才可以不负刑责。
认为精神病不能成为免死金牌的网友但是，在此案新闻的跟帖下，以及在以往类似的新闻中，很多人都表达了两种焦虑。其一，认为，为什么精神病人杀人就可以免责，精神病不应该成为免死金牌（如上图观点）；其二，人类对精神领域的研究还很浅薄，对精神病的认定存在质疑（如下图观点）。
质疑精神疾病医疗鉴定的网友这两种焦虑，都有合理成分
从法律角度看，担心“武疯子”逃脱法律制裁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很多人的朴素认识。一些人认为，我不管你是不是精神病，既然你杀（伤）了人，并且有可能继续杀（伤）人，为什么法律要进行区别对待？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法律上，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以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为前提，而发病或者半发病期间的精神病人，恰恰是在行为能力上存在缺陷，他们或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者，或是部分丧失行为能力者。这就和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是一个原理。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14岁的年龄线有降低的必要，但本质上，还是要对缺乏行为能力的人，提供救济、表达宽容。
但是，细看法条，民众对这块产生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例如，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条文来看，何谓“尚未完全丧失”有很大解释空间，这又将直接影响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会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这里面的可操作空间，成为了一些人忧虑的理由。
如果让“武疯子”因为法律的漏洞而逃脱制裁，甚至出现多次肇祸的情况，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很容易让人支持“不管是不是精神病发病期，只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的论调。
从医学技术角度看，对精神病的认定存在质疑，更可支持
人类对于精神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即使是精神病学界，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也还非常幼稚，精神病的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谜，它并不像其他疾病一样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有些精神病的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员无法通过细胞递质、基因等生物学上的客观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有精神障碍。
这种不准确，在国内更为明显。按照国际惯例，诊断病理结果要按《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的标准，对诊断出的病情进行国际编码标注。而因为精细和繁多，国内的精神医师一直不习惯用国际精神疾病分类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在司法实践中，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进行，而且每一次鉴定的结论可能都不相同。比如江苏南通市发生的亲姐姐把浓硫酸泼向亲妹妹和母亲等3人的毁容案，此案前后做了5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出现4个不同鉴定结果，其中两次鉴定结果针锋相对：一个认为嫌疑人“患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一个认为她“无精神病，有完全责任能力”。
抛开个例，这种情况也常出现。新疆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在搜集到的数十个精神病重复鉴定案例中，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占到70％。而北医六院教授李从培也曾分析过104个重复鉴定案例，发现鉴定不同的有78例次，占75％。2011年2月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就坦然承认，司法精神病鉴定技术因受到学科发展的限制，对同一案例出现各抒己见的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就必然对司法部门顺利结案带来影响，更使社会公众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可信性产生质疑。
去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更加重了焦虑
《精神卫生法》堵住了“被精神病”的可能，却放纵了必要的强制收治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维稳压力巨大，出现了一些上访户“被精神病”的畸形生态，形成了很大的舆论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曾表示，以往对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绝大多数经公安机关启动精神鉴定，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字后，送到警方下属的强制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法律界普遍认为，只需要某个机构单独审核单独作出判断，没有其他司法层面的约束，相当于一种权力得不到制约，很有可能导致滥用。
《精神卫生法》在堵住了被精神病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而千呼万唤于去年5月1日终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病人自己决定接不接受治疗、什么时候出院。如果医疗机构或警方坚持认为还要继续住院治疗，也需要说服监护人同意，如果得不到同意，就只能让其签字后出院。这个时候，如果公安、医疗机构还坚持认为需要继续治疗，有可能涉嫌强制医疗。
这确实在根本上堵住了“被精神病”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隐忧：对于那些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由于不可能被强制收治，而他们在各自家庭也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岂不是放任他们危害社会？
比如，从湖南投奔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吴，住在云南昆明丰宁社区。6年来，他不停地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踪，以防小吴肇祸。去年，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没多久又来了。今年初再次送回去，两个月前他又回到昆明。对于小吴这样的患者，要不要对其实施强制医疗？
精神病患者对社会最大的伤害，不是切实的、已经造成的伤害，而是让社会形成的一种普遍恐慌。上文提到的那两种焦虑，实际上正是来自这种恐慌。由于《精神卫生法》杜绝了对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的可能，民众的焦虑感正在增加。
用界定病人刑责来舒缓焦虑，不如强调监护人责任、公共安全管理
现实中精神病人犯罪，大多与监护人履职不力相关
根据目前的立法安排，监护人只对精神病人造成他人伤亡承担民事责任，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监护人虽负有严加看管和及时送医的法定义务，但是实践中精神病人的监护落实并不到位，正是因为监护人对精神病人往往疏于管制和监护，才致使悲剧一再发生。
精神病患者或盲目出走，在街上像乞丐一样衣不蔽体地游荡；或家人有意拒之门外，甚至活生生将病人送到远处它乡，任其流浪社会。这是精神病患者常见的生存模式。
这种监护人责任的缺失，和缺钱有很大关系。上文提到的那位住在丰宁社区的精神病患者，几次去寺庙、幼儿园砍人，派出所派出六七名民警，终于制服了这名患者，强制送去精神病院。但该患者家里收入低，付不起医疗费用，医院不收治。为了不让患者继续肇祸，派出所民警自筹2000多元，才患者住进了医院。
出现精神病人犯罪，不单其监护人出了问题，也意味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全存在纰漏
对北京市各级法院1999至2013年审结的47起精神病人案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近一半的案件发生在街头等公共场所。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定后，当然应当走向社会，但绝不是不加甄选。
应该由专业人员评估其危险性。比如电工、司机、高空作业或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职业显然是不适合的。尤其让他们从事教师、厨师、医生这种涉及广大人群人身安全的职业，更是不合适，当然，更不能在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处工作。
在昨夜发生的惨案中，既然医院不少人都知道犯罪嫌疑人有两次精神病就医记录，为何依然让他作厨师，并且生活在医院里？如果多一些警惕和慎重，7条无辜的生命或许就不会死而不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