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宣布出柜，是为了推动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议题
库克宣布出柜了。
这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是苹果公司的CEO，科技界最受瞩目的职位，来中国也来过许多次，但库克毕竟不是乔布斯，知名度没那么高。况且这可能也算不上什么新闻——库克是同性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自己也说，“多年来，我向许多人公开了我的性取向。苹果的许多同事也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今年7月，库克还在旧金山的一场同性恋者游行中高调现身，当时已经是被认为等同于半出柜。
那么为什么说库克这次宣布出柜有颇有意义呢？
不妨先说说同性恋者为什么要出柜。所谓出柜，是指同性恋者公开宣布自己的性取向。但对于许多异性恋者或者说对同性恋不喜的人来说，出柜这一行为颇为令人反感——如果认为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没有任何问题，过你的日子就是了，何必高调公开来冒犯不喜欢这一现象的人？如美国知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安德森库珀，他在回应关于他是否隐瞒自己是同性恋者时的询问时说到，“对于朋友、家人和同事，我对自己生活中的这部分一向非常坦诚，”但话锋一转，“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我不认为这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库克今年早些时间已经参加过一次同性恋活动的确，同性恋者没有必要非得出柜，安德森库珀曾经如此，库克曾经也是如此。但正如库珀所言，这是在“完美的世界”中毫无必要，但在真实的世界中。主流社会文化往往预设了每个人应该是异性恋，这个异性恋预设在诸多层面压抑着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与人格发展，而因为恐同带来的污名与社会压力也使得同性恋在社会生活中须主动或被动的隐身而变得“不可见”，为了打破这种自身的压抑，也为了打破对同性恋者长久以来的偏见、误解，因此不少同性恋者选择了出柜。
这次库克的出柜，明确就是为了推动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议题，希望帮助那些因同性恋倾向而陷入困境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活动家，但我意识到自己从其他人的牺牲中获益良多。因此，如果听说苹果CEO是个同性恋能够帮助那些挣扎于性别困境中的人，或带给那些感觉孤独、渴望获得平等权利的人以安慰的话，那么这值得我用公开自己的隐私来交换。”他也提到了同性恋者具体面对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允许雇主仅以员工的性取向为借口解雇员工。在许多地方，房主甚至可以驱逐同性恋房客，禁止同性恋者探访生病的伴侣或分享遗产。每天有无数人因为他们的性取向而生活在恐惧和虐待中，特别是孩子。”
为此，库克称：“我为自己身为同性恋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身为同性恋是上帝赐予我的最好礼物。”考虑库克的身份地位，他没有必要非得这么说，说了甚至会对他个人以及苹果公司造成损害——因此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表态。基于他的影响力，这势必有助于推动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缺乏的。
无论认同或不认同，同性恋现象都在那里
中国人对待同性恋现象，表面上可以说“并不苛刻”
与异性恋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同性恋在中国是被视为另类现象的，基于一种文化传统和生物学上的厌恶，许多人对待同性恋是一种敌视的态度，网络上有大量的人表达过对同性恋的谴责、谩骂甚至诅咒。但与有宗教传统的地方相比，中国人对与己无关的同性恋现象基本不会有什么干预，甚至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关你什么事”，也有人认为同性恋确实是一种生理现象，性倾向如何是个人自由。
一些同性恋者也认为相比起西方，在中国，至少在同性恋在生活作风方面，没什么约束，不会有什么闲人真的来管你做了什么。
从流行文化的角度观察，年轻人也从越来越戏谑的角度看来同性恋，例如在网络上把男性朋友称为“基友”，现在也没多少人觉得是一种冒犯。
但一旦“同性恋者是与自己有关的人”，很多人就变得极为保守
北京两个老年男同性恋举行婚礼，结果其中一方儿子砸场然而，一旦发现有同性恋者是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最典型的，是父母发现子女是同性恋者后的反应。一位匿名男同性恋者就遇到过这样典型的经历——“在中国，你知道的，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迫于家庭压力，他就要结婚的。所以我父母也拼命给我相亲。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表兄只比我大四个月，他结婚了，我父母就又把 （结婚的）话题提到日程上。这种情况下，我就和他们说了实话。”“春节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可能是很难过，可能这个打击很沉重。然后，5月1号劳动节以后，他们开始反应过来了，一开始想用异性婚姻，把这件事情永远盖住。”
这样的异性婚姻就是所谓“形婚”。而青岛大学的医学教授、同性恋研究学者张北川称，很多女性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同性恋。他估计，约超过9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屈服于压力和女性结婚，而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超过1000万名女性嫁给了男同性恋，甚至可能有1600万人。”
除了来自家庭的歧视，中国同性恋受到的在职场等地受到的歧视，也很严重。一位学者指出，“还有些人就直接被解雇了，或者被拒绝录用。还有学生因为有同性倾向被勒令退学、因为搞‘同志倡导活动’被记过等等。”
张北川曾对1259名同性恋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7%的被调查者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被迫辞职或遭遇解雇；4.7%的被调查者则表示，自己的加薪或升迁受到了影响；另有62%的被调查者，在单位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人们不想自己的身边出现同性恋者，原因可以很简单，就是把同性恋者视为异类，很多人就是不能容忍跟性倾向与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哪怕他也认可同性恋者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利。
因此，同性恋作为一种公共话题，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回避
不管对同性恋是怎么样的态度，按国际通行的估计，男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是全球人口的2%到5%，按张北川的说法是中国有3.5%人口是男同性恋，这就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同性恋者在中国真实存在着。然而在中国，同性恋很大程度上只有文化范畴的探讨，除去跟艾滋病有关的内容外，基本还没进入公共政策的讨论空间。国外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的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是否该享有跟异性婚姻同样的权利，是否可以领养孩子等等，一直没怎么成为公共议题。以至于法律对同性恋现象几乎没有任何规定，也没有任何保护，这也是许多同性恋者遭遇歧视待遇后无法伸张自己权利的一大原因。
回避的一大缘由在于政府，在有关部门看来，支持同性恋结婚或者相关权利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同性恋人群本身就不少，与他们有关而又坚决反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只会更多，因此不会轻易碰这个主题。这也造成了严肃讨论同性恋现象、把同性恋作为公共议题探讨的太少，社会的能见度不够，教育、传媒里面，也没有这些东西。这也为同性恋成为热门公共话题造成了障碍。
同性恋作为公共话题需要得到更多切实关注
对同性恋现象缺乏足够的公共讨论和认识已经造成了不少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形婚”，造成的结果就是“男同性恋者之妻”即“同妻”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可能有1600万“同妻”，这必然会造成问题。2012年6月，四川“同妻”、 女博士罗洪玲跳楼自杀的新闻，就使得中国同妻问题，浮出水面。
还有，认为“女同志”可以通过和男性发生性行为而调整自己的性取向的人，在中国并不在少数。一位专家称“有一位女同，她父母很错误地认为，她是女同，是因为她没有和男性有过性关系。所以她父母怂恿一个他们看上的一个男孩子，把这个女孩子给强奸了。”
这种方式有用吗，国外的医学界和精神学界讨论了很多年，答案是没用，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而形形色色与同性恋歧视有关的法律问题，更是亟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