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别的选择？按现行法律，窝藏包庇有罪，知情不报可无罪
亲戚捆绑高玉伦引发争议
高玉伦在亲戚家被抓，最初的说法是这样的，“下午4点多时，还有人在吃饭，高玉伦自己就突然进来了，他拿起筷子坐下来就吃，高玉伦的亲家公掏出手机说，你吃着，我报警。高玉伦并没有跑，淡定的吃了起来，还喝半杯白酒，不到10分钟，警察就到了，从正门把其拷走。”
不过，据随后的报道，高玉伦的亲家汤大名否认了“你吃着，我报警”的说法，而是“汤大名的父亲给另一个儿子递了一个眼色，二人用塑料绳子将高玉伦捆住，高玉伦一怒，踹了汤的父亲一脚说：‘连你都出卖我!’”
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描述引发了不少了争议。一位网友这么写到，“难以想象，自己的亲人被自己亲手举告，以致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虞，此时的这位‘大义灭亲’者，将是如何心境？时至今日，纵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然而中华民族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家庭观念和伦理亲情，却从未断绝或改变。大概可以说，通过法律手段强迫亲属互相举告犯罪，一定是最为令人不堪的‘强人所难’了。”
在这位网友看来，这种泯灭亲情的“大义灭亲”行为，是被法律逼的，许多网友也认为，如果汤家窝藏、包庇高玉伦，将触犯刑法，因此也是不得已为之。
法律究竟如何规定？
“作伪证”、“窝藏”、“包庇”有罪，但“知情不举”并不为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法》第305条规定了“伪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10条还明确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这点外，是人人应当遵守的，我国法律的确不存在“亲亲相隐”的特权。亲属作伪证、窝藏或者包庇罪犯，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知情不举”并不为罪。所谓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去主动检举告发的行为。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发生，即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后，跑到自己家中，而同犯罪分子一起居住的人也知道犯罪分子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就犯罪分子而言，行为人即不给予其逃跑或者隐藏的任何便利或帮助，也不举报或揭发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知情不举”。 “知情不举”看起来与“窝藏”有相似之处，但“知情不举”仅仅是不举报、不告发，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对公安、司法机关正常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并没有产生消极的影响和负面的作用。而窝藏都是以积极的作为方式实施的。因此，只要行为人本身并没有窝藏犯罪分子的主观意图，“知情不举”并不是窝藏。
所以，理论上说，高玉伦来到汤家填个肚子然后离去，汤家如果装作不知道，就算后来被发现也算不上窝藏。
就高家亲戚抓捕高玉伦的情形而论，称之“违反人性”并不公允
据汤大名介绍，高玉伦平时跟他家联系还比较多。有时他家有活，高玉伦会过来帮忙。高玉伦的妻子过世之后，汤大名妻子常去帮高玉伦洗衣服，逢年过节也会带些礼物给他。因此，举报高玉伦让汤大名妻子高小英面临很大压力，她感觉是自己把高玉伦又送进了监狱，晚上一晚上都在掉泪。至今，高小英还没从这种激动的情绪中缓过劲来。
不少人认为，这正是汤家“大义灭亲”违反人性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汤家此举是为了15万赏金，更增添了不义的理由。
不过，考虑当时的情形，这种指责并不公允。首先是当时整个村子已经严密布控，高玉伦进得来但未必走的了，而且当时汤家多人聚餐，想隐瞒也容易走漏风声；其次，之前虽然提到“知情不举”不算犯法，但一般人对“知情不举”和“窝藏”很难做出区分，生怕连累自己的担忧也很好理解；最后，如汤家所说，他们也的确认为高玉伦有罪，应该受到惩罚，因此便把他捆起来并报警。正如同汤大名所说，“我知道她（高玉伦侄女）心疼，但得服从法律啊。”
事实上，这里的关键在于，亲情是有距离的，汤家不过是高玉伦侄女的亲家，血缘关系都没有。他们抓获高玉伦，是很可以理解的理性选择，伦理冲突并不强烈。
但假如高玉伦回到的是自己的家呢？
假如，高玉伦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儿子该“大义灭亲”吗？
高玉伦在逃跑中，曾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作一个假设，如果高玉伦回到自己的家想吃顿饱饭，他自己的儿子又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这强烈的法律和伦理冲突？
“亲亲相隐”有其价值
以大义灭亲为题材的连环画曾非常流行，人们对此往往不认同在许多人看来，面对这种情况，“亲亲相隐”这种孔孟时期就传下来价值取向是应然的选择。认为强迫犯罪人的亲属中的知情者来举告其罪行，这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真诚和可靠的信任与关怀，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可怕的隐患。面对犯罪的亲属，尽己所能为其隐匿罪行、摆脱刑罚，是人之天性使然，中国古代的法律对此往往也予以肯定，不予处罚。如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令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而在文革时期，夫妻、父子互相告发的惨痛记忆，也让人们更理解“亲亲相隐”的价值，对“大义灭亲”则倍感怀疑。
在现代社会，这种理念的确也有其价值。不妨看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在发现父亲有盗窃行为后，毅然向公安机关举报。父亲被逮捕后，少年也同时失去了生活来源，他的母亲恨他，把他拒之门外，亲戚、邻居反感他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的行为，拒绝提供帮助。公安部门只好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政府提供他每月的生活费直至长大。由此可见，“大义灭亲”往往是有极高成本的，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人们更愿意遵循“亲亲相隐”。
但“亲亲相隐”也只能部分情形下视作权利，不代表不违法，更不可视之为“义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将中国古代这种“亲亲相隐”的观念认定为犯罪是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首先，亲亲相隐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亲亲相隐多表现为给予涉罪亲属出逃资金、提供隐蔽场所或者帮助毁灭证据、处理赃物等行为方式，是积极的作为型犯罪。它无疑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司法成本增加，案件侦破时间增长，被害人受损的权利难以得到恢复等结果。而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受损的社会关系长期得不到修复，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其次，定罪体现了法律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性态度。正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亲亲相隐所反映的毕竟是人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对其立场本应是限制，只是基于事实上根本无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规定一些不予鼓励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无为一点，不予规定。而不能从无为走向肯定，将“包庇、窝藏犯罪亲属、帮助转移赃物、伪造证据”等行为合法化。“法无禁止即自由”，如若亲亲相隐不为罪，等于在鼓励“损人利己”，鼓励人性中“恶”的进一步蔓延，进而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
因此，多数情况下，“亲亲相隐”都是被视为违法的，而把“亲亲相隐”视为一种义务，则彻底违背现代的法律观。
那么，亲情、天性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亲亲相隐只能在部分条件下视为一种权利，比如不少西方国家规定可以在亲人犯罪的问题上拒绝作证，又比如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以及前述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等等。
认为实现“社会正义”大于“亲情人伦”，同样是一种价值选择
那么，父亲是杀人逃犯，儿子到底应不应该告发？这不应该有必然的答案。告发违背“亲情伦理”，但不告发则违背“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同样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孔子虽然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但在《春秋》中，石碏为了维护正统打死自己的儿子，孔子也称赞他是大义灭亲。可见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发生冲突时，是可以进行取舍的。法律规定“知情不报”不为罪，给儿子一个选择权，那么无论他做哪种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