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借读费”的确不是关键
家长在温州打工，不至于被“2000元借读费”逼死
前天下午，有网站刊登了一篇《两千元借读费逼得江西初中生母子先后跳河身亡》，这篇文章经过微博转载受到广泛关注。
文章提到，死者邓伟强出生于2000年，原来一直在父母打工的浙江省温州市上学读书。后来因初二要回原籍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读书，就申请去横峰县第二中学。但是横峰二中表示，外地生源要交2000元借读费，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的邓家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8月30日中午大概12点30分，看到自己的朋友和小学的同学都已开学而自己还没有学校愿意接纳他，于是邓伟强感觉到万念俱灰而愤怒地喊了一句“我恨你们，恨所有人！”后跳进了一水库，看到不会游泳的儿子跳进了水库再也没有浮起来，同样不会游泳的1979年出生的邓伟强的妈妈毛艳兰挣脱开丈夫邓登清也奋不顾身地跳下了水库……
这篇文章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慨，但也有网友发出质疑——父母在温州打工，不至于掏不出2000元借读费。
的确，去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达2609元，夫妻都是农民工家庭月收入就可以上5000元。再看邓伟强父母是在温州的电子厂打工，查询招工信息可知温州的电子厂普工待遇一般可达2000多元，所以因为2000元就被“逼死”确实讲不通。…[详细]
家属在正式回应中也否定了被借读费逼死的说法
横峰县政府昨天回应了这起事件，指出从2009年以来，横峰二中从未收取过借读费。
这个回应不足为凭。根据我国的义务教育规定，公立学校要严格按区域招生，不得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甚至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考试。但实际上，由于学校质量不均，好学校依然会想办法挑选成绩好或者出得起钱的学生，江西省教育厅去年还通报过该省多起“违规收取与入学挂钩费用”的案例。以邓伟强为例，他的户籍在横峰县港边乡余塘村，按规定是没有资格在县城的横峰县二中入学的。但按照潜规则，邓伟强可以靠成绩好或者出钱来入学。出的钱可以叫借读费，也可以叫择校费、赞助费、捐助款等等，反正是一个性质。横峰二中不收借读费，那它收不收赞助费呢？根据邓伟强家属的说法，“横峰二中认为邓伟强入学成绩不行，让家里交2000元钱”。
当然，邓伟强家属在正式说法中，也没有说这“2000元钱”是悲剧的根源。按照家属说法，邓伟强的父母甚至还想让孩子上收费可能更高的私立中学钟山中学。因为教学质量方面排名依次为钟山中学、横峰二中、港边乡中学。只不过前两者有成绩和金钱方面的要求，后者是无条件可以入学。邓伟强在入学钟山中学和横峰二中时多次受阻，别人已经要开始上学，他还不能入学，还要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倍感自卑，屈辱。于是邓伟强就想直接上港边乡中学，但他父亲邓登清还是想让他上横峰二中，两人因此爆发激烈争执，导致邓伟强出走跳进水库，其母为了救他也跳了下去。…[详细]
邓伟强生前照片“两栖学生”问题却不容回避
从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初三班”的怪象说起
邓伟强一直在温州上学，为什么要在上初二时回到老家呢？实际上这是温州外来打工子弟的普遍选择。甚至，温州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没有初三班。
2008年的时候，温州市政协曾考察温州龙湾区26个打工子弟学校，发现一个怪象——“这些办学点都没有初三班级”。而且这些学校的教材五花八门，如果学校的湖北省籍学生多，就用湖北省教材；如果江西省籍学生多，就用江西省教材。
当时温州市政协考察完后，呼吁“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无忧”。可呼吁的结果，是温州把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当作“非法办学点”取缔了。而打工子弟上学是越来越难了，去年就有外来务工的家长抱怨，“温州市龙湾区海城外来务工多数家长为子女上不了学头疼，学校门口日夜排队，学校名额很少，200名额就有600儿童报名，而且报名前必须先到滨海开发区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买保险人比医院排队还多，多数是买2个月左右为孩子上学。往年都没有这样的规定……”…[详细]
不设初三班，就是在昭示“你注定要离开”的命运
尽管邓伟强从小在温州生长、上学，但他终究要离开这里，这是他生下来就注定的命运。
由于不能异地高考，打工子弟要在上高中时回到老家上学，以适应当地的教材。而回去上高中要参加升学考试，也有教材不同的问题，所以最晚在初三就要回到老家插班，以应对中考。因此打工子弟学校不设初三班是非常理性的安排。
对于部分被“分流”到当地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命运也是一样的，到了初中，就随时要准备好离开。他们得到的教学条件要比打工子弟学校好一些，但却要面临更多的歧视（调查显示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会受到更多歧视）。据邓伟强的大伯介绍，“他在温州也读不好书。因为是外地人，学校的孩子有些欺生，邓伟强的个头超过1米7，就经常和学校的孩子打架，也给老师造成了不好的印象。”…[详细]
转学对打工子弟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转学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常识。比如去年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没有转学经历的学生中，有62%的学生5项“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等级都在A+等至C等；有过一次转学经历的学生中，能取得这一成绩的比率仅为44%；有过三次转学经历的学生中，这一比率更低，仅为27%。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2年做的一项针对农民工子女的课题研究也显示，“农民工子女未转学者的成绩普遍好于有转学经历者”。…[详细]
转学对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伴随转学的情感分离和监护分离，更是孩子的心灵杀手
对于邓伟强这样的孩子来说，转学不仅意味着换学校，更意味着要和父母分离、伙伴分离、环境分离，因此他受到的负面影响显然要比单纯的转学更复杂。
上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还指出：针对目前的就学地，79.27%的随迁学生表示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回到户籍所在地，87.18%的随迁学生满意在当前的学校上学。而当条件变为“如果政策允许你们留在当前所在地”时，95%左右的随迁学生都愿意在父/母工作的地方上初中和高中。可见，几乎所有的打工子弟都想随父母留在城市中上学。在媒体报道中，“不想回老家，那儿什么都没有，包括朋友”、“爸爸，我不想回去，万一有事，我找不到你和妈妈”……是随迁子女面对回老家上学时的声声呼唤。
所以当前的政策等于是要生硬的拆散亲人，扼杀孩子的愿望。而这“意味着孩子受教育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的一次断裂和冲击，学业成败和性格分化也许就在这些关键时期潜移默化地发生”——上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总结道。…[详细]
因此悲剧应该被追问：为什么要制造“两栖学生”？
中国的农民工也被称为“两栖人”，那么像邓伟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前半段学业在城里度过，后半段学业又必须在老家度过，可不就是“两栖学生”？这样的“两栖学业”让他不得不面对回乡择校的问题，而且心性必然要受到转学的影响。
回乡择校成了他自杀的直接导火索，而转学的影响也可能成为他自杀的推手。因此“被借读费逼死”自然是网络传播中的故作惊人，但“死于父子争执”也过于轻描淡写。
一个简单的追问，为什么要让邓伟强在14岁的年龄就面对回乡择校的难题？为什么他一定要中断在温州的学业和生活？
而这样的追问恐怕将打在更坚硬的政策围墙上。根据温州鹿城区的最新政策，打工子女的入学资格将与他们父母的“居住积分”和“省定条件”挂钩，一年一审核，若他们的父母“违反相关规定”，那么他们也许等不到初二，会被随时赶出学校。…[详细]
